李志民回忆录第一章我来自老百姓(12)

第一章我来自老百姓(12)

　　这时，各县农军有的已包围了长沙，有的正向长沙进军或正在集中队伍，接到“不准围攻长沙”的命令后，正向长沙挺进的农军纷纷返回，已集中队伍的农军也宣布解散，使已经包围长沙的例阳等地农军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不得不撤离长沙。许克祥见农军撤走，便乘机反扑，占领、查封、捣毁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工会、省农会以及报馆和革命团体。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上，天天传来枪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枪声。仅二十多天，长沙市及附近各县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达一万多人。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破坏下，湖南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在浏阳，农民运动高潮时逃往长沙的西乡团防局反动团总张枚村，乘县工农义勇队和农民自卫军攻打长沙未归的时机，偷偷潜回西乡，暗地策划，用威胁引诱手段，纠集了四支、仁美等六个已被农会冲散的小民团，计千余人，自称“农民军”，深夜偷袭了普迹镇，捣毁了国民党普迹区党部、区行政委员会和区农会、区工会等革命机关，杀害了区党部常委务委员汤聘伊，制造了浏阳第一起反革命事件。

　　六月四日，中共浏阳县委急派店员工会委员长王令德率六十四名武装人员赶往普迹镇处理反革命事件，没料到反被张枚村的团匪包围、袭击，牺牲六十一人，遭到惨重损失。为了镇压反革命，浏阳县委立即派出刚返回的工农义勇队四个中队，分三路向西乡进发，与张枚村团匪激战于马家湾，当场击毙团匪近百人，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

　　可是，此时县工农义勇队又奉省委之命开赴平江长寿街，准备与平江县工农义勇队合编为贺龙同志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前往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后因南昌起义提前举行，浏阳工农义勇队没有与平江工农义勇队合编便撤至江西铜鼓休整待命，直至九月十一日，他们才在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下，与武汉警卫团一个营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从铜鼓返回浏阳，攻克白沙，参加秋收起义的行列。

　　自浏阳县工农义勇队开往平江后，反动势力又乘机反扑。张枚村等反动头目纠集土豪劣绅、地痞流氓配合许克祥部共七千多人，分两路向浏阳县城和东乡进攻，扬言“宁错杀三千，勿放走一个”，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农会、工会的干部及农运积极分子，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东乡各地遭到血腥的劫洗，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六月上旬的一天，詹连吾和张运鸿从长沙返回后急急忙忙跑来对我说：“目前形势很紧张，我们准备暂时离开此地，出去了解一下情况，以后该怎么办，我们回来再研究。”说完便匆匆地走了。他们二人走后，船仓区公所留下的还有我和李石麟、聂邦阶、李秀松、贝铭圃等五个人。

　　第二天下午，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聂邦阶从区公所回冷水塘他家，在途中被人暗杀，遇害地点离区公所还不到十华里。傍晚，他家里人拿着血衣到区公所来报讯，我们都感到震惊。当时，由于消息闭塞，我们只听到一些风传，对外界急剧变化的形势知道的很少，思想上、组织上对突然事变毫无准备；加之年轻幼稚，缺乏斗争经验，碰上这种恶性事件自然感到有些不知所措。鉴于严重的形势，我们四个人商量决定，暂时各自回家，分散活动，由于走得匆促，而且想过几天局势缓和一些再回区公所办公，所以除身上穿的单衣外，连当教员后好不容易购置的一床新铺盖和几套换洗衣服，都留在区公所，只身回到了西坑。

　　后来我才知道，张运鸿离开船仓后，辗转于浏阳东乡、北乡山区找到了县委，化名刘大荣，在那里坚持地下斗争；九月间，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曾参加起义队伍进攻浏阳城的战斗，尔后留在浏阳东乡长坑、丙子岭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担任浏阳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他在“八七会议”后就曾以县委的名义多次派巡视员同我联系，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我到长坑、丙子岭一带组建游击队时才又见到他，同他在一起战斗。可惜他在一九三〇年七月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时，组织上派他去湘西负责湘西特委工作，他不知道红军已很快撤出了长沙，行至长沙郊外朗梨市附近，被国民党反动军阀何键部队抓捕，正气凛然地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

　　张运鸿（刘大荣）同志出身于船仓乡冷水塘村一个中医的家庭。他父亲张保山为人忠厚老实，医德高尚，给贫苦农民看病收费很少，有时甚至连药钱也不收，所以虽一生行医，家境仍很清贫。张运鸿从小勤奋好学，同我一样也是得到了“祀会”的公费补助才得以升学，在长沙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到浏阳县达浒区当小学教员。他学识渊博，颇有才智，曾被聘任为区学务委员。他于一九二五年参加共产党，不久即接受党的指示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在高坪区一带从事农民运动。由于他作风朴实，和蔼可亲，善于联系群众，深受群众爱戴。他立场坚定，言行一致，教育我要忠于革命，自己也身体力行，即使在“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把他列为浏阳县著名“暴徒”之一，四处悬赏要缉拿他，他仍毫不畏惧地坚持斗争，直至献出了年青的生命。他不愧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不愧是我革命的引路人，是我终生难忘的良师和战友。

　　与此相反，詹连吾离开船仓乡后，到长沙去打听消息，感到时局紧张，被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便从长沙私自逃往上海，开始在一家书店工作，后来被捕叛变，出卖了同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处决。他言行不一，贪生怕死，叛变革命，落得个可耻的下场。张运鸿烈士和詹连吾二人都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两种品质，两种结果。我每想到此事，更感到革命斗争如炉火炼钢，既炼出好钢，也出了一些废渣，这也是客观规律，可作鉴戒。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在农民运动高潮时期逃往外地的地痞、讼棍郑宝道回到浏阳东乡。他从西乡反动团总张枚村那里借得三百多名团丁，组成“清乡队”，自封为团防局长，带队进驻高坪，拼凑了一个由地痞流氓参加的反动区政府，疯狂进行敲诈勒索、烧杀抢掠。郑宝道家住高坪马鞍，外表看又矮又瘦，留着稀稀拉拉的几根八字胡，象个大烟鬼。他原是甸溪高小的学生，比我高两班，可以算是同学。但此人从小刁泼无赖成性，在学校不好好念书，整天与社会上的流氓地痞鬼混在一起，鼠窃狗偷，喝酒赌博，甚至肆意撤野，打骂同学、侮辱师长，师生们对他都十分厌恶。邓子封、贝星煌老师多次教育、批评他，他不仅当耳旁风，还记恨在心，扬言要与老师拼命，学校不得不将他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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