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一章我来自老百姓(9)

第一章我来自老百姓(9)

　　宣传队所到之处，深受群众欢迎。我们向群众讲述“五卅惨案”的经过，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我在讲演中慷慨陈词、大声疾呼：中国之所以遭受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任人宰割，是因为中国的大小军阀封建割据，象一盘散沙。要解救中华民族出苦难，工农大众就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进行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为了表达自己热爱中华的拳拳之忱，还特地买了一把素白折扇，一面画着中国地图轮廓，两旁写上“毋忘国耻，复兴中华”；另一面抄着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用以时时提醒自己也教育学生和群众。

　　我们在演讲的时候，宣传队有人带领群众适时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撤退一切外国驻华军队！”“为死难同胞报仇！”口号声响彻云霄，更增加了群情激愤的气氛。

　　我们在宣传中还散发了《为何要募捐？》的油印传单，告诉群众：现在上海工人正在举行大罢工，工人的生活很困难，我们捐一点钱，为的是支援他们坚持罢工斗争，争取胜利。群众虽然大多是贫苦农民和手工工人，但都能慷慨解囊，尽自己的最大能力捐献，钱虽不多，却很感人。我们有的负责收捐款，有的在一旁唱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激昂的歌声使捐献活动更热烈，也更鼓舞人心。

　　这次宣传活动持续了十多天，我们几乎跑遍了高坪区的大小村庄，实际上这是一次对农民群众进行反帝爱国斗争的教育活动；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开展群众工作的锻炼。

　　“浏阳县旅省同学会宣传队”在高坪区打开工作局面之后，共产党员张运鸿、詹连吾就留下来在这个地区开展农民运动。他们是根据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决走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新三民主义精神，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组织，同时，担负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为之建立国民党组织”的任务。其目的是为了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保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外的领导作用。当时农村中的革命群众主要是广大的贫苦农民，所以，他们就把发动贫苦农民参加国民革命，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作为中心任务。

　　一九二六年初，高坪区成立了国民党区党部，詹连吾任常务委员，张运鸿任组织委员。因为在“浏阳县旅省同学会宣传队”工作期间，张运鸿、詹连吾对我的革命热情和工作情况都比较了解，有一天，他们两个人特地到学校找我，要介绍我参加国民党。他们告诉我：国民党在共产党帮助下，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改组，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任务，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领导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现在高坪区已经成立了国民党区党部，主要任务是开展农民运动；如果我参加了国民党，就可以同他们一起工作。当时我对他们两人很信任，一心想同他们一起干革命，经他们劝说，没有过多的考虑，便凭一股革命热情答应了。第二天，我就由张运鸿、詹连吾二人介绍，填表参加了国民党。

　　不久，张运鸿考虑到高坪区党部要领导好几个乡的农运工作，面很广，照顾不过来，又布置我们成立国民党高坪区分部，在高坪、船仓（包括马栏拗、双坑、西坑等村）一带开展农运工作，由李石麟任常务委员，我任组织委员，还有一个叫刘绍珊的小学教员任宣传委员。

　　当时我们都比较明确，国民党区分部的任务就是要发动、组织农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所以，区分部一成立，就通过宣传、串连，积极发展农民协会会员。二月间，我到高坪参加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会上，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张运鸿授予我一面缀有“耕犁”的船仓乡农民协会红色会旗，我回马栏坳后同李石麟等人经过几天筹备，便在双坑村私立李氏山枣初级小学校召开船仓乡农会会员大会，成立船仓乡农民协会。在农会会员大会选举时，选举出农会委员十多人，其中我得的票数最多，但我考虑到李石麟的社会经历多，经验和学识都比我丰富，在第一次执委会上，便推荐李石麟为乡农民协会委员长，我和李秀松为副委员长。

　　农民运动的兴起，势如急风暴雨，迅猛异常，特别是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北伐军叶挺独立团进入浏阳县城，扫除了北洋军阀赵恒惕的反动势力，土豪劣绅闻风而逃。八月，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浏阳县党部和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这些组织的骨干，大多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领导下，浏阳的农民运动更加热火朝天。

　　我们乡农会经常召开大会，宣传国民革命，号召农民团结起来，支援北伐军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军阀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求解放。每次召开大会，农民都踊跃参加。会前，我负责教唱《打倒列强》、《工农兵联合起来》、《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哥曲。农民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一扫郁结在心中的闷气，放开喉咙高唱，心情格外舒畅。特别是青年、妇女、儿童，对唱歌尤感兴趣，会上唱，回家还唱，歌声使千百年来沉闷的农村活跃了起来，显露出生气。不久，我们又组织起妇女会、儿童团，把妇女和儿童也组织起来，投入革命斗争。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把农民的权力长上来。因为农民运动一兴起，大的地主和土豪劣绅闻风丧胆，纷纷逃到省城、县城，小的地主和地痞流氓也四处躲藏，反动势力迅即土崩瓦解。农会领导农民推翻了土豪劣绅把持的区、乡政权机关，宣布“一切权力归农会”，推翻了几千年来压在农民头顶上的封建统治，使农民挣脱了枷锁，翻身做了主人。农会会员个个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真是换了人间。

　　为了镇压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反抗，保卫新生的农民政权，我们很快地组织起农民自卫军，把农民武装起来。农民自卫军和农会会员、妇女会员、儿童团员经常在开完大会之后，就高举缀有“耕犁”的农民协会会旗，佩带红袖章，背着鸟枪或手持大刀、长矛、梭镖游行，个个威风凛凛，扬眉吐气。

　　农会组织之后的第二个行动，就是反对高利贷，进行平祟和减租减息斗争，从经济上打击地主。当时地主大多囤积许多粮食，青黄不接的季节再抬高粮价出售，牟取暴利。农会就贴出布告，限定粮价，并明令禁止地主把粮食运到外地去卖。各乡农会都派出儿童团、自卫军在交通要道的路口站岗设卡，发现地主豪绅偷运粮食出境，立即没收，并将地主豪绅抓出来游乡。触犯农会禁令的地主豪绅被押着游乡时，一边敲锣，一边自己喊：“我是土豪劣绅，偷运积谷，该死该死！”农民一旁围观，笑骂土豪劣绅，使他们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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