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回忆录(131)

一三一

　　几天之后，在安顺，又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自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指挥部设在安顺后，这里顿时热闹起来。各路人马的指挥者，常在这里聚会，汇报情况，商议大事。我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既要抓紧施工生产，又要重视工地宣传鼓动，因为这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我充分肯定了工地宣传工作取得的成绩。我大声地朗读起让秘书抄来的那首诗，还说：“这几句话很有气魄，应该作为我们大会战鼓舞战士、职工士气的动员口号。大家都记得吧，抗战时，一首《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还有《义勇军进行曲》，唤起了多少工农民众参加到抗日前线；抗美援朝时，《志愿军战歌》就是战士写在阵地黑板报的顺口溜，被谱成歌曲后，成为鼓舞全国军民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强大精神武器。搞西南铁路建设，也和打仗一样，既要抓物质的，又要抓精神的，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只要把筑路队伍建设三线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人们的士气鼓舞起来，就会像战士们说的，‘险山恶水听调遣，英雄面前无难关’。”

　　我这一席话，说得与会者频频点头。于是，《工地铁道报》、《工地文艺》双月刊办起来了。新闻电影摄影组、文艺创作组成立了。业余文艺宣传队、演唱组组织起来了。战士们的诗歌、豪言壮语选编《万水千山只等闲》一书也出版了。

　　在周总理的号召下，中央级的许多文艺团体离开京城，分期分批来到西南铁路建设工地进行慰问演出。

　　来到西南铁路建设工地的，还有一位很不平凡的人物，那就是国内外声誉卓著的数学家华罗庚。他不顾自己腿脚不便，沿着凹凸不平的施工便道，到过许多隧道、桥梁工地，为广大干部战士和职工讲解统筹法和优选法。他以通俗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解释高深的数学理论，深受大家的欢迎。

　　统筹方法属运筹学。运筹学是利用现代数学的成就，特别是统计数学的成就，来研究人力、物力的运用和筹划，使之能发挥最大效率的科学。统筹方法包含深刻的科学道理，可是华罗庚同志却这样给它下定义：“统筹方法，是一种安排工作进程的数学方法。”他以烧水泡茶这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例作比喻，说明它的应用。如能突出烧开水这一主要环节，就能缩短工时，提高工作效率。这样一讲，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能懂得这一数学理论的梗概。

　　他还亲临现场指导运用统筹法组织施工，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提高了工程质量，为西南铁路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次，在刘建章陪同下，华罗庚同志到贵昆线工地考察，走进一个连队的驻地。室内贴着几幅宣传画，其中一幅是以“天高我敢攀”一诗为题创作的。华罗庚同志在这幅画前驻足良久，很有感慨地说：“这几句话真有大西南建设者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画也配得好。”边说边从衣兜里掏出笔记本准备抄下来。

　　刘建章忙拦住他说：“华老，你喜欢这幅画，我送你一张。”

　　华罗庚同志连连点头，高兴地说：“好，好，留个纪念。”

　　在西南铁路建设工地的日子里，他耳闻目睹了许多铁路建设者们的英雄事迹，阅读了他们亲自创作的大量的感人肺腑的诗歌，也禁不住诗情勃发，夜不能寐，于是拿起笔来在笔记本上填了一首词，调寄《西江月》：

　　今朝梅花独放，
　　明朝杜鹃满山。
　　一马当先万马欢，
　　飞跃奔腾猛赶。
　　百米、二百、四百，
　　哪怕水浸石顽。
　　十里山腰已打穿，
　　欢声直冲霄汉。

　　华罗庚同志这首词生动形象地描绘出铁路建设工地上比学赶帮超的热火朝天景象。后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上，我作了一个长篇发言，汇报一年多来西南铁路建设的情况。我在发言中还特意向与会者朗读了华罗庚的这首词。顿时，会场里活跃起来，大家脸上都露出喜悦的神色，有的人还伸出了大拇指：“不错，不错!”

　　在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我和华罗庚同志结成了莫逆之交，互相尊敬，在工作交往中建立了真挚的友情。我很欣赏华罗庚同志的座名铭：

　　见面少叙寒暄话，
　　多把学术谈几声。

　　华罗庚同志确实如此。见面时他很少讲客套话，谈的大多是学术和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我曾向他请教“杂交有限元”这个数学名词。他表示这个数学方法很有用，等他从广州回来再谈。临别时，我们还互道珍重。我很关切地对他说：“你是国家的瑰宝，南方的阴雨气候对你身体不利，一定要注意保重。”但他毫不在意地笑着说“没关系”，反而在纸条上写下“祝吕老身体健康，更健康”。不料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晚，华罗庚同志在日本溘然长逝。我感到异常震惊，不禁又回忆起二人在西南交往的难忘的情景，六月二十一日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巨星陨落硕人溘逝》的悼念文章。

　　在西南主持修铁路，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刘建章，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副手，八十年代当过铁道部部长。在宣布他担任西南铁路建设副总指挥以前，铁道部党委就已决定由我负责领导西南铁路的修建，并让刘建章协助我参加筹备工作。一九六四年七月，刘建章同郭维诚、彭敏、黎光等二十多人离开北京，乘飞机前往成都，与我会合，向以李井泉为首的西南局汇报，商定机构组建、人员配备和工作进行等项事宜，还在成都设立总指挥部办公室。三四天后，他们即乘飞机去贵阳，转赴贵阳西南方向的安顺。

　　安顺，素称“黔之腹，滇之喉”，自古为黔滇交通要道。工地指挥部设在这里，有利于对三条干线修建的指挥调度。后来，川黔线接轨后，工作重点由川黔线转移到贵昆和成昆线，工地指挥部机关才由安顺迁移到成昆线上的西昌。刘建章在工地指挥部为我准备好了办公室，要我来坐镇指挥。

　　我对刘建章说：“我不去!”

　　“为什么？”刘建章不解地问道。

　　我向这位副总指挥兼工地指挥部党委书记解释说：“我去了，在你身边一起办公，有事都推到我这里来了，你还管什么，你管比我管好。我要去也住在成都，不去西昌!”

　　我的意图是，放手让副手独立地大胆地工作。

　　在西南修路，我们从实际出发，提出过许多好的思路和方法。比如：对于新线建设，要“先通后备”，即集中优势兵力先把线路修通，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再使它完备起来，尽快形成运输能力。

　　对于统筹铁路建设，要“固本简末”，抓主要矛盾，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重点用在最关键最根本的地方，其他的能简则简，能省则省。

　　在设计工作中，设计部门和人员要“下楼出院”，到现场进行设计。

　　在施工方法中，沿河流修路要“宁里勿外”，确保百年大计和安全。

　　打山洞时，要“早进晚出”，把苦干和巧干结合起来，把效率和安全统一起来。

　　……

　　这些思路和做法，不但极大地促进了三线铁路建设的顺利发展，而且直到今天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之前，在铁道部机关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这就是突然对我进行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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