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回忆录(53)

五三

　　百团大战展开以后，敌人极为震惊。战役还没有最后结束，日军便调集了华北境内所有能够调遣的兵力，对我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首先从晋东南开始，逐次及于晋察冀的平西、北岳区和晋西北等地。

　　由于敌人兵力不足，在集中“扫荡”我北岳区期间，对冀中区不得不暂时采取守势。冀中军民趁势展开以破击石德路为主的遍及全区的攻势作战。十一月十五日夜，二十三团首先强袭武强小范镇，歼敌伪百多名。十六、十七日，连袭深县、交河、郎里、富庄驿等地，并克杨庄、铺头两处据点。回民支队和二十二团一部对深泽县城展开围攻，连战四昼夜，两度攻入城内，歼敌一百多名。骑兵团破坏正（定）无（极）公路十多里，袭击了沧石公路深县、晋县段。这样，就从东、西两侧吸引了敌人。随后，第十六、十七团配合群众向石德路中段衡水、晋县间猛烈突击，摧毁多处铁路和车站设备，并歼灭白家庄守敌大部，攻克花盆据点，击毁铁甲车一列。我军日扰夜破，持续到二十六日，使敌人费时半月的石德路修复工程又遭破坏。沧石公路、正（定）无（极）公路以及定县、蠡县、河间、肃宁、高阳、保定间的公路也同时遭到了破坏，刚恢复起来的某些据点再度被拔除。在十天作战中，共毙伤日伪军一千一百多人，毁铁路十公里、公路二百四十多公里。为了更直接地配合北岳区反“扫荡”，部队稍事休整以后，又从十二月七日起，把作战重点转向山地与平原接合部的平汉铁路地区。二十七、三十二团分别在松林店、徐水间炸毁了敌人运输物资的火车三列，攻克据点多处。十七、十八团越过平汉路，掩护满城、易县、完县、定县等地群众破坏公路，打击附近据点的小股敌人。

　　十九日，十七团查明敌军车一列，满载一个师团的武器装备，从保定开往石家庄，于是在定县以南宣村、黄宫城间铁路上设伏。晚上八点钟，当由定县方面开来的敌军车行至我军伏击圈内时，地雷齐响，车辆出轨，在暴雨般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中，敌人还在懵头转向，战斗即迅速结束，仅用了三十分钟。三百多敌人除震死炸伤者外，未及还手，即被全歼。这次战斗用手榴弹击毁敌山炮九门、野炮八门、汽车四十辆及坦克一辆、零件七箱，缴获两门山炮、长短枪一百多枝，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晋察冀军区来电嘉奖，发给奖金三千元。八路军总部也通令嘉奖。宣村战斗后，十七团转移到了行唐以北的南龙岗等村。

　　一九四一年元旦拂晓，行唐出动日军二百多人、伪军一百多人，企图袭击我军。十七团早有预料，做了充分的反袭击准备。敌人进抵南龙岗西南后，他们放下平射炮时，有几匹战马乱窜，被我哨兵发现，战斗即开始了。我以三营担任正面阻击，同时让二营跑步增援，以两个连从敌左翼包抄过去，另两个连从敌右翼包抄过去，将敌人团团包围。经三小时激战，打到八点，战斗结束，除十八名敌人侥幸逃跑外，其余都被我击毙或俘虏了。我缴获平射炮一门，重机枪三挺，轻机枪七挺，长短枪百余枝，战马三十多匹。打扫完战场，吃过早饭，正开始上路转移，敌机两架飞来，低空盘旋，扫射轰炸。它上面的一挺机关枪掉下来了，缴获了这个意外的胜利品，人们真是高兴。冀中军民一个多月来的作战，不但有力地配合了北岳区的反“扫荡”，同时也进一步打击了敌人对冀中的点线分割政策。

　　“百团大战”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虽然这次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役，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敌人更加注意和封锁我们，给我们的活动增加了困难，但从政治意义上讲，“百团大战”打出了八路军的声威，回击了国民党污蔑我们“游而不击”的谬论，增强了人民抗战的信心。

　　一九四〇年，敌人不断增兵，回师敌后。这一年，敌人对冀中进行了春、秋两次大“扫荡”，但由于我军民密切配合作战，及时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当时的形势并不觉得很紧张。

　　一九四〇年，冀中开展了全面建设政权、建党、巩固加强群众组织的工作。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实行“双十纲领”，建设“三三制”政权等等，还有整党、党员登记，这些工作都搞得扎扎实实。全面加强和巩固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这时，冀中已经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国民党再没站脚之地。当时，胡仁奎从路西来了，要到冀中各县建立国民党，我们拒绝了。我们对他讲，我们冀中不需要这个组织。冀中这时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对付日伪军。

　　这一年，孙志远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除奸部长卓雄代理政治部主任。沙克接替孙毅同志，任军区参谋长。在军事建设上，主要是普遍建立了县大队、区小队，各村还建立了男女民兵组织，归各级党委直接领导。另外，各分区还抽一个团，成立地区队，准备应付日益残酷的斗争。

　　四、坚持和保卫根据地

　　反“蚕食”

　　从一九四一年起，日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兵力陆续增加。同时，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易人，冈村宁次接任，战略方针也有了明显的变化。鉴于过去用“治安肃正”方针，着重于军事“扫荡”，不能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因而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即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集军事、政治、经济、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在军事上，对我根据地除了更加频繁、残酷地“扫荡”以外，极力推行碉堡政策，采取高度分散配备，大量筑碉建点，挖沟修路，进行分割、封锁，逐步“蚕食”，企图扩大和巩固面的占领。在政治上，极力强化伪军、伪组织，加紧特务活动，推行“自守”政策，破坏我地方党政组织。同时，疯狂地屠杀镇压，妄图使人民屈服。在经济上，对我根据地严密封锁，有计划地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毁灭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并加紧人力物力的掠夺。

　　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在敌寇诱降下，抗战更加消极，反共更加积极。另外，还不断指使其下属将领，实行所谓“曲线救国”，率部投敌，公开进行反共战争。

　　这样一来，就使我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战略上处于日军主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和夹击之中。坚持敌后抗战，遭到了空前严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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