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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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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萍踪侠影录 【侠中之侠】 在梁羽生看来,张丹枫是最完美的侠。 当一切都成了历史的云烟时,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追问: “历史是什么?” 史学家们当然关注历史,但他们的精力聚集于王朝的命运和帝王的世系中,芸芸众生的渺小事迹提不起他们的真正兴趣。 哲学家们也关注历史,他们会说:“说历史是历史的判断还不够,必须补充说,每个判断都是历史的判断,或简言之,就是历史。”(克罗齐)“历史意味着一种贯穿‘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事件联系和作用联系。”(海德格尔)但他们的思想烛照的,也是历史所包含的某些重大范畴。 文学家们亦时常被历史的光圈所迷惑。心甘情愿地充当了历史的谦恭仆人,为历史补白。“史诗”之称已很能显示文学与历史的最初渊源,而“讲史”乃是宋代“说话”之中最负盛名的一个家数,明清时代的演义小说中,历史故事更成了基本情绪。在今天,林林总总的历史小说更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部落。 只是一般的读者不会想到,在他们拿来轻松一下,消遣一下的武侠小说中,以往分量非凡的“历史”一词,会跟他们猝不及防地打了照面。 特别是在梁羽生的小说中。 将武侠小说的传奇故事与中国历史的具体真实背景结合起来,是梁羽生的首创。他的新派武侠小说,每部几乎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从盛唐到晚清,千多年浩瀚历史风云,在他笔下都曾波翻云涌,扑朔迷离。既有正史的不朽,更多的是野史的传神。他着眼的是江山,着重的是江湖。在描绘社会动荡,外忧内患,改朝换代,诸强纷争的特殊历史阶段,诸如“安史之乱”(唐朝)“土木堡之变”(明朝)以及金元对峙,元明之交,明末清初……等等风云翻滚的时代江湖儿女的可歌可泣,无人能出其右。 金庸开始走的也是这条路子,但没有那么纯粹;古龙到了最后,压根就不再跟历史打招呼了。 只有梁羽生,既是始作涌者,又是“坚持就是胜利”的坚定卫道者。 在新派武侠小说园地里坚持了三十二年之久,创作了长篇武侠小说三十多部计一百余册之后,有人问梁羽生:刀光剑影三十二年,笔下涌出的人物,何止百千,其中塑造得最好的是谁? “还是张丹枫。” 那时的梁羽生,必定是带着笑意说的,有一分从容和几许满足。 《萍踪侠影录》中的张丹枫。 因为,写张丹枫的时候,梁羽生刚刚新婚燕尔,三十来岁,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也许有点希望自己是张丹枫罢!” 这回梁羽生是哈哈大笑了。 确实,再没有一个人物能像张丹枫那样能倾注他的热情,符合他的理想,抚慰他的良知,渲泄他的忧患了。 吕四娘固然爱憎分明,侠胆义心,但她毕竟是“英雌”。 凌未风固然孤傲不屈,义薄云天,但偏偏失之宽容。 卓一航固然剑胆琴心,雍容潇洒,但又过于柔懦。 惟有《萍踪侠影录》中的相国公子张丹枫,志向远大,满腹经纶,才调高华,潇洒不羁,“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最能表现梁羽生治国安邦的抱负,抒发爱国爱民的博大情怀。 因为梁羽生实在也是一位“名士型侠客”。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把从少年时就激动自己的理想,都倾注到张丹枫这浊世奇男子身上去了。 这毫不奇怪,没有一个作家,会在自己的作品以及自己所创造的人物中,没有留下自己的思想的痕迹,生活的原型。 正如曹雪芹写出了《红楼梦》,张爱玲写出了《倾城之恋》,巴金写出了《家》。 梁羽生很自然就会写出《萍踪侠影录》和张丹枫。 这不仅是因为他曾经治过史,在史学家简又文先生门下接受了较长时间的熏陶,更因为他和许许多多的中国传统知识分于那样,秉承的是“经国济世”的文化价值观念,具有着强烈的社会道义感与责任感。而这种历史责任感几乎是与生俱来,深藏于每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的。 据说,儒家是把世间社会问题和我们的私人生活、人身修养联系起来的,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是信奉“造物主”起家的。 许多西方人认为,上帝(即造物主)高踞在人类的头上,暗暗主宰着我们的灵魂;当它心情愉快的时候,它就能够把社会安排得井井有条,使统治者圣明而又谨慎,老百姓安定而又富足,整个世界都显得风平浪静。可是,当它一旦大发脾气,用一连串的战争和灾难,煽旺人类的卑劣习性,使统治者失去理智,老百姓丧失良知,社会就会一片黑暗,苦难无边无际。因此,此好彼坏,全都是上帝的一意孤行,人类哪里能主宰自己? 中国的儒学所倡导的正好相反,尤其是宋朝之后的儒学更是认为每一个人都该懂得,一个国家内的历史进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趋势,都是以各种个人的内在观念为依据的。所以,就算是梁羽生他们那一辈人,在启蒙时所读的第一课,内容必定也有着下列的这一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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