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45)_王晓明

四五

　　当然，鲁迅井没有加入共产党。他也不会加入，在内心深处，他对政治性的团体向来就有戒心。一九二五年春未，他国答许广平关于参加国民党的询问，就明确说过：“如要思想启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他早年在东京就不愿意当刺客，现在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人生凤雨，将个人的独立看得更重，当然不会再加入什么政治团体了。因此，他和共产党人的联合，就主要是以他那一枝笔，和那个令人眼亮的名字。事实上，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所以再三敦促成仿吾、钱杏村这些人，要他们收起对鲁迅的敌意，主动去联合他，甚至尊他为“左联”的领袖，也就是看中了他的名字和笔。

　　鲁迅大概也知道，所以，凡是共产党方面要求他写的文章，只要和自己的见解抵触不太大，他就总是勉力照写。在这样写下的文章中，他也总是尽力以共产党人的口吻说话，对国民党政府痛加斥责。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九三四年冬天的《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就是两则突出的例证。有时候，他甚至愿意按照共产党的要求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一九三一年，上海有一家《文艺新闻》杂志请他评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意义，他就写道：“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仆役——中国军阀，……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照着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的共产党，还有斯大林的共产党“第三国际”——的意思来回答了。至于将自己的名字列在共产党组织的各种宣言上，次数就更多了。连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他都和茅盾联名拍电报去祝贺。甚至冯雪峰自作主张，以他的名义买了火腿，作为给毛泽东的礼物送去陕北，他事后也表示同意。他临逝世前，请冯雪峰代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他过目时并不涂改，同意就这样送出去发表，就更说明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都非常看重和共产党人的联盟，要竭尽所能，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将苏维埃俄国描绘成理想的乐土，到与中国的共产党人公开结盟，鲁迅在短短的几年间，摆出了一个与从前明显不同的新姿态，十年前他告诫年轻人，万不可做关于将来的梦，可现在呢，他自己就不断向人描绘这样的梦；十年前他已经认定，无论那些人自称什么，都不过是在争夺地狱的统治权，可现在他公开跨进那争夺的战场。他自然是不得已，借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这是当时国民党官方对“苏区”的称呼】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你甚至还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彻底坚守自己确信的可能，他们置身那样险恶的处境，总难免会在某些时候，以某种方式，放弃自己的确信，来换取起码的生存。虽然事实并非一定如此，我却愿意相信它是如此，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了，那种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肯违背信念的知识分子，你能看到几个呢？倘说鲁迅如此明显地改变面目，正体现了他逃离精神“待死堂”的第三次努力，这努力能够成功吗？

　　〖第十七章　“还是一个破落户”〗

　　鲁迅毕竟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性情又和郭沫若那一类人很不相同，不习惯在精神上迅速地脱胎换骨，因此，无论他怎样认真读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无论他在笔下添加多少“无产者”、“史底唯物论”之类的新名词，他的言谈“举止，总还是和共产党人大不一样。即便写那些有特定意义的政论文章，譬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他特别用心，勉强能像一些，一到写杂感，写短评，写那些直接针砭社会现象的议论文，他的本相还是会暴露出来。

　　例如，一九三〇年他写《习惯与改革》不但断言“多数的力量是伟大的”，还特别引证列宁的话，称他是“真实的革命者”，你乍一看，会觉得他简直就是马克思的信徒。可再仔细读下去，就不对了：“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这不还是将民众看成愚昧守旧，以为他们是黑暗的最有力的支柱吗？说来说去，他还是重复在北京时那“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的呼吁，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封面，内页还是《新青年》。在整个三十年代上半叶，他只要谈到民众，多半都还是重复以前的看法。他屡次打比喻，说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几个人轮番变戏法，老百姓呆头呆脑地围着看：“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仿佛是给《示众》那样的小说添注释。回忆往事，他记起家乡旧时的“堕民”，不禁感慨他们“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翻翻报纸，又看见上海市民一窝蜂放爆竹救月亮，余姚农民则迎神求雨，还把一位阻挡者当场咬死，他更悲愤地问道：“依旧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这悲剧何时完结呢？”

　　愈到晚年，他对民众的揭发还愈深刻。在二十年代，他常常把老百姓的愚昧归给于麻木，认为统治者已经用愚民政策征服了他们的灵魂：可到一九三四年，他却说：“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人民之所沤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一年以后他又说：在一般百姓身上，“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倘把这些话和他另一段也说于这时候的话联系起来看：“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你会得出什么印象呢？中国的人民并不是麻木到不知道自己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他们明明知道，却不敢反抗，于是就装作麻木，装作不知道，于是也就特别痛恨那些试图指明真相的人，因为正是这些人搅得他们不能再顺顺当当地自我欺骗，不能再照老样子苟活下去——这是怎样阴暗的看法！原来他对中国的民众，依旧是抱着这样绝望的认识，他那些硬着头皮替他们辩护的言辞，恐怕他自已也不会全信吧？别的且不说，单是那个“变戏法”的比喻，就足以把他对群众“鸡来迎鸡，狗来迎狗”的辩解，一下子化解掉。在逝世前半年，他对一位朋友比较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这简直是回到三十年前，他和许寿裳讨论国民性时的看法上去了。怎样理解中国的“人心”，历来是中国文人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鲁迅也是如此，他对社会和自己的看法，有许多都是从对“国民性”的认识中生发出来。在这个如此重要的认识上，三十年过去了，他几乎没有多大的改变，他自己大概也料不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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