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43)_王晓明

四三

　　鲁迅要剔除的另一种思绪，就是对大众的轻蔑，他现在是指望“愚人”来支持世界，怎么还能像以前那样，一味去揭发他们的愚昧呢？一九三三年七月他说：“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从在日本的时候起，他自己不就经常是一个悲哀中国人愚昧无救的读书人么？可他现在的立场变了，虽然承认老百姓确实“像沙”，但他强调的重点已经转移，不在他们怎样像“沙”，而在他们如何被治成“沙”，锋芒所向，是统治者了。

　　一年以后，看到上海有人借莎士比亚的《凯撒传》，指责民众永远是受人操纵，“鸡来迎鸡，狗来迎狗，他就引用一位俄国人的话，把这“鸡来迎鸡，狗来迎狗”解释成民众对“鸡”、“狗”的赏玩：“人往往愤慨着群众之不可靠。但其实，岂不是正有适用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来的正义的法则的事在这里吗？劈开底来看，群众原是轻蔑着彭贝、凯撒、安东尼、辛那之辈的，……今天凯撒握着权力，凯撤万岁。明天轮到安东尼了，那就跟在他后顶罢。只要他们给饭吃，给戏看，就好。”。如此替民众辩护，可谓用心良苦。可他还不尽兴，第二天再写一篇文章，用相当尖刻的措辞，讽刺那指责民众的论者。他似乎完全忘记了，就在差不多一年前，在一封私人通信中，他还说过和对方一样的话。到一九三五年四月，他更以谈论孔子的机会，直截了当地赞扬中国老百姓：“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于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的了。”倘若单看这些言论，我都谁都要说，三十年代的鲁迅是完拿走到自己原先立场的对面去了

　　在鲁迅的观念中，民众除了以被统治者的身份，与统治者构成一对反义词，更以自己的不识字，和知识者构成一对反义词。因此，他改变了对民众的认识，也就势必要改变对知识惭级的认识，你当然还记得，在整个二十年代中期，他是怎样谈论知识分子和革命的：他把知识分子春成是一种特殊的人，他断定他们和一切权势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常常举出叶赛宁和梭波里作为例子，向人证明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必然幻灭，每当讲述到这种幻灭，他总是掩饰不住自己的同情。可到三十年代，他的立场有了明显的移动。在左联的成立大会上，他警告那些年轻作家：“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阶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然后又举出叶赛宁的例子——他对叶赛宁的悲剧的解释，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不是归因于革命的残暴，而是归因于他自己的“浪漫谛克”了。

　　一九三〇年底，他又对两位向他求教的年轻人说：“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这就更进一步，不但说叶赛宁们咎由自取，还指他们的幻灭是对于革命的“反动”；说这些活的时候，他分明已经站到那使知识者痛苦的势力一边了。这也是役有办法。叶赛宁所以对革命失望，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感受到了无理性的非知识者的残暴，事实上他自己就并非自杀，而是被人拷打以后吊起来，伪装成自杀的。鲁迅并不知道这个真相，他只是照自己处境的需要来立论，既然已经替苏俄的革命辩护，替这革命盼残暴辩护了，他就只能把对叶赛宁的同情统统收起来。

　　可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他过去一直用叶赛宁们来代表知识分子，倘说他们是活该幻灭，活该自杀，那在今后的革命的时代，这样的知识分子又有什么用呢？事实上，北伐时期广州的一批激进的青年，就正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喊出“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的。他自己到上海后的几个演讲，尤其是那篇《关于知识阶级》，也分明暗含着同样的疑问。他自己是知识分子，二十多年来一直以此自豪，骤然听到这“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自然觉得非常刺耳。他在一九二七和二八年间的内心苦闷，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这个口号。可是，他现在剔除头脑中的阴郁思绪，竞又在自己内心奏响了这个口号，惟其是发自内心，声势就更为逼人，他不能不认真来作回答。

　　可怎么回答呢？他似乎不能不承认，叶赛宁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应该灭亡，可在情感上，他又绝不愿意说整个的知识阶级都过时了。那剩下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知识阶级一分为二，一部分应该灭亡，另一部分还有将来。可这区分的依据何在呢？鲁迅无奈，只好又搬出苏俄来：“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智识劳动和筋肉劳动的界限也跟着消除，……由此也更见社会一异，所谓‘智识者’即截然不同，苏联的新的智识者，实在已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对秋月伤心，落花坠泪，正如我们的不明白为什么熔铁的炉，倒是没有炉底一样了。”这话说得实在呆气，活现出他那种强自为说的倔脾气，就像三年前鄙薄蒋光慈式的革命恋爱小说，他不借作那样吓人的断言一样：“革命的爱在大众，于性正如对于实物一样，再不会缠绵悱恻。”

　　但是，他正是用这种颇为呆气的空想，来论证那不会灭亡的知识者的存在。一九三二年底，他第二次回北京探望母亲，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演讲，都特别挑起知识阶级会不会“灭亡”的话题，反复强调说，有一种新的知识者，他们与群众结合，反对个人主义，能够把握住实际人生，因此在将来仍能生存。到一九三四年，他更明确描绘出这新知识者的相貌：“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但这些知识者，……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楼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所谓“看轻自己……”，是他初到上海时的看法；那“看轻别人……”，则是他到广州之前的看法。它们虽有不同，却都将知识分子看成是大众之外的特殊人物。现在他把这两个看法部否定了，径直将新的知识分子归入大众之中；他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看法，总算是比较协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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