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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到了这一步,鲁迅驱逐内心“鬼气”的思想战场,已经在他的小说中充分展开,《在酒楼上》呈现出这样一个“我”与吕纬甫面面相对的结构,夏表明他已经发动了进攻。从小说的结尾来看,胜利似乎是在“我”一边,鲁迅似乎是有能力告别吕纬甫式的沮丧了了。

  但是,写于一年半之后的《孤独者》,却表明情况并非如此。这一回,作者描写主人公魏连殳,是比对吕纬甫更无顾忌,几乎就是照着自己的肖像来描画他。首先是相貌:“一个短小削瘦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这与他在绍兴教书时的相貌几乎一模一样。其次是行状:“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还“喜欢发表文章”,“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倘将祖母换成母亲,就不都是他自己的事么?再就是思想,魏连殳先是相信“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结果却被“天真”的孩子仇视了,于是生出幻灭和憎恶,这段历程简直就是从他的头脑中录下来的。至于魏连殳借祖母一生所发的长篇议论,他写给“我,的那一封信,特别是其中的许多话,更是非鲁迅不会有,唯有他才写得出的。小说的许多素材,像魏连殳殓葬祖母,在城中遭受流言和恶意的包围,都是取自作者的亲历,也没有夸张,几乎就是实录。甚至一些细节,譬如小孩子拿一片草叶说“杀!”也是他在其他地方用过,改也不改就搬来的。在鲁迅的全部小说中,还没有一个人物像魏连是这样酷似作者,你当可想象,那种直接剖析自己的冲动,已经在他的创作中膨胀到什么程度。

  从表面上看,作者描述魏连殳的态度,和对吕纬甫一样,他也设置了一个一我”,它在小说叙事结构中的位置,和《在酒楼上》里的“我”完全相同。甚至绪尾也一样,而且更直截了当:“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我的心境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但是,你再仔细看进去,就会发现,他的态度其实远不像这结尾表现的这样明确。他把魏连殳描写成那样一个刚强的人。他对人生有幻想,可一旦看穿了,却又比谁都透彻,譬如对那“一大一小”的评论,就显示了对人心的异乎寻常的深察,一个人对亲戚都能看得如此透彻,还有什么人心的卑劣能惊骇他呢?对待社会的压迫,他的抵抗更是十分坚决,绝不像吕纬甫那样软弱,那样缺乏承受力,就连最后的自戕式的毁灭,也是对黑暗的报复,大有一种以自己的腐烂来加剧社会腐烂的意味。你看他已经被放进棺材了,还是“很不妥帖地躺着”,到死都不是一个顺民。作者的这样的描写,势必会促人发问:连魏连殳最后都失败了,难道面对中国的黑暗,吕纬甫那样软弱的人要颓唐,魏连殳式的刚硬的人也同样要绝望?在这样的问题面前,无论结尾如何强调“我”的快步逃脱,都难以转移读者的视线吧。与《在酒楼上》相比,作者对“鬼气”的探究是大大深化了。

  作者态度上的暧昧尤其表现在小说的第三节中。“我”当页批评魏连殳:“那你可错误了。人们其实并不这样。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这其实是作者对自己说的话,虚无感也好,怀疑心也好,都是从一个根子上长出来的,那就是对人世的不信任。中国的社会也确实可怕,一个人稍微有一点悟性,又有一点记性,便很容易陷入这种心境。鲁迅一直想要摆脱这种心境,他对自己最可说的一句话,就是“人们其实并不这样”。可你听魏连殳的回答:“也许如此罢。但是,你说:那丝是怎么来的?”在整篇小说中,这是最令人震撼的一句话,它不但把“我”的全部责难都击得粉碎,而且把小说的标题一下子放大,将它直推到读者面前,使你无法回避作者选取这个标题时的悲苦用心。是的,一个被虚无感缠绕住的人,正是一个最孤独的人,鲁迅在十年前就饱尝过这份孤独,现在又发现自己再一次深深地陷入其中。他当然想摆脱,可另一种咀嚼这孤独的欲望又那样强烈,正是这份复杂的心态使他写出了这么一个魏连殳,他在证实了“鬼气”会将你引向什么样的毁灭的同时,又证实了你将无法摆脱那“鬼气”的引领。与吕纬甫几乎正相反,魏连殳让人感到的,是“鬼气”的雄辩和“我”的嗫嚅。

  在写出《孤独者》之后仅仅四天,鲁迅又写下了短篇小说《伤逝》。它在形式上和《祝福》颇为相似,也是在“我”的自叹自剖当中,嵌进一个第三人称的故事。因此它也是用两副笔墨,写到“我”的心理活动,用那种曲折繁复的句式,叙述子君和涓生的恋爱,则用那明白如话的白猫句式。甚至小说关注的话题,也有相承之处,《祝福》不是讨论过“我”应否对祥林嫂、说真话吗?《伤逝》中涓生的最大的悔恨,也就在对于君说了实话:“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

  但我觉得,就创作的动机而言,《伤逝》和《孤独者》更为接近。魏连殳是“孤独者”这孤独的尽头是毁灭。那么,不再孤独,照着《孤独者》中的“我”的意思,另外去寻一条生路?这生路又会将你引向何方?作者在《伤逝》中展开的,正是这样一种探究,他同样是用涓生和子君来模拟自己人生道路的某一种可能性。不用说,答案依旧是否定的,在社会和内心的双重打击下,子君死去了,涓生抱着悔恨的心情迁回原住的会馆。尽管他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的“我”一样,在小说的结尾奋力挣扎:“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但那和子君相爱的悲剧依然罩在他头上,以至他竟要“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伤逝》提供给作者的,还是一个老结论:此路不通。

  在评价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时候,鲁迅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着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他能如此理解陀斯妥也夫斯基,显然有自己的体验,他的小说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通过那个“我”,在小说中一一举劾和揭发自己灵魂中的“鬼气”,从吕纬甫到涓生的一系列人物,却一一陈述那“鬼气”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阐明它的深刻的光辉。非但如此,从《祝福》到《伤逝》,审问者的气势越来越弱,犯人的辩声却越来越高,这更是他始料不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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