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19)_王晓明

一九

　　他到北京已经十年。这十年中，他尽力挣扎，奋斗，似乎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可在更深的意义上，他的生活境遇其实是恶化了。十年前他可以写信给朋友，请他们帮他寻生路，随便怎样的路他都可以走，只要是生路便行。现在他却有了种种的牵制，亲族的负担没有减轻，又添上了自己社会身份的限制，单是那一张启蒙者的面具就够沉重了。十年前他的敌人都很卑琐，不过是浙江甚至绍兴一隅的小人，现在他的怨仇可就厉害了，他们正对他占着绝大的优势。十年前他再怎样孤单，心中并不是一片空自，家中有慈爱的母亲，更有志同道合的兄弟，可现在这些亲情都飘散了，他几乎成了一个彻底孤独的人，唯一陪伴在身边的，又是那样一个他绝不喜欢的朱安……十年苦斗，却换来这样一个结果，固然是脱离了“待死堂”，却落入了更加痛苦的大绝望，这教他怎么承受得了？

　　〖第九章　从悲观到虚无〗

　　他的身体渐渐坏了。肺病的征兆开始出现，经常发烧。脸色也不好，发青，才四十几岁的人，已经显出了老态。也许是为了减少睡眠，他常常故意少睡觉，甚至通宵伏案，第二天上午却继续去办公。酒也越喝越多，有时候简直是放纵自己酗酒，以至他的学生见了，以为他存心要损害自己的健康。

　　他的心绪也越来越坏。他在一封通信中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这里说的“个人的无治主义”，是指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在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以主人公绥惠略夫表现的一种思想，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成了单人，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在二十年代上半叶，这样的思想在鲁迅心里日益膨胀起来。一丸二一年他翻译《工人绥惠略夫》。就对书中的主人公深表敬意，称他是“伟大”的人物。

　　一年以后，他更提出一个令人战傈的“散昨”论：“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的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即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其中三块墓碑，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昨’这一件事了。”比起《摩罗诗力说》中对“撒旦”的解释，甚至比起《药》里对人血馒头的描写，这“散昨”论是阴暗得多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念念不忘这个看法。许广平为了“女师大风潮”向他抱怨“群众之不可恃”，他口答说：“群众不过如此，由来久矣，将来恐怕也不过如此，”而且重提旧活：“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有人建议将死难者公葬于圆明园，他立刻又想起了那三块光秃秃的墓碑：“万生园[即三贝子花园]多么近，而烈士坟前三块墓碑不镌一字，更何况僻远如圆明园。”“散胙”伪思想简直就像是埋在他心中的一颗非常灵敏的地雷，附近稍有一点震动，它就“轰”地炸开来！

　　请注意他这时候的“群众”的含义。当在日本鼓吹“排众擞”的时候，他主要是指类似华老栓和坐在他店堂里的茶客那样的人物。可是，他现在说的“群众”，却是把青年学生，而且是闹风潮的学生，都包括在内。在现代中国，这样的学生正是新文化的最敏感的响应者，是陈独秀们希望造就的新知识分于的最可能的候选人。二十年来，一批又一批觉悟者和启蒙者，包括鲁迅自己，不都是从这样的学生中产生的吗？可鲁迅现在竟似乎将他们看得与华老栓没什么两样，华老栓会蘸夏瑜的血，他们也会将冯省三忘得一干二净——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看待世人的绝望的眼神，那种任什么人都不再信赖的愤激的态度，正和绥惠略夫相差无几了。

　　他自己也承认。一丸二五年他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工人绥惠略夫》里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在女师大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更明白地断言，许多中国的启蒙者将会走绥惠略夫的路：“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前提，是认定人类有一种共同的理性，至少是一种向善的潜力，一种互相理解，互相沟通的可能。所谓对人的信心，实际上就是对别人身上与我相似的东西的信心．一旦你不再相信人和人能够沟通，你就迟早会走进绥惠略夫式的思路。从二十年代初开始，同样是新知识分子的陈西滢们也好，呼吸着新文化空气长大的青年学生也好，甚至自己的朋友和熟人，母亲和兄弟：恰恰是这些似乎最应该和他相通的人，不断地向他证实人和人的不能相通，他当然要和绥惠略夫发生共鸣了。

　　人道主义和个人的无治主义有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前者愿意为人道承担责任，后者却愤怒地要撤回承担，鲁迅既然和绥惠略夫发生共鸣，他对自己原先出于人道主义信念承担的种种责任，作出的种种牺牲，就必然要重新审视。周作人在绝交信上说：“我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这其实也正是鲁迅想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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