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15)_王晓明

一五

　　既是想改造社会，那就不能讲放弃，倘若这个“他”不止是代表一群遗老遗少，它更意味着形形色色的愚昧的人群，意味着从赵太爷到阿Ｑ的社会的多数呢？“他”将使整个民族都坠人灭亡，你还能放弃吗？可是，从鲁迅这话的逻辑来看，他的回答应该是：“不错，也一样放弃。”事实上，在一年以前，他早已在私下作出过这样的回答：“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一九二一年，他更在公开的文章中说：。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活虽故意只说了半句，但那个“听他罢了”的范围有多大，却是标示得明明白自了。我当然理解他的苦心，这“实在不行就算了”的说法，其实是一剂预防针，是用来稳定启蒙者的情绪，使他不至于为了收不到效果而失去信心，目的还是在打气的。但是，恰恰是他这种先找一条心理退路的打气方式，使人禁不住要心里发凉，那对启蒙的无效的透彻的预感，实在凸现得太触目了。

　　在谈及思想启蒙的时候，他还有一种特殊的说法，就是强调它的长期性。一九二五年他说：“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儿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人……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在另一处地方，他说得更具体：“现在役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一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这其实还是那个“各走自己的路”的意思，是预防久攻不克的焦躁而先作的一种心理准备，并不是启蒙没有效果，而是它本来就来得慢，社会一定会有改变，民众也一定能够醒悟，只不过这一切都在遥远的将来，你现在还不能够看见——差不多七年之后了，他却还是在重复“听他罢了”的诸，你说这是呐喊呢，还是叹气？

　　当然，鲁迅在“五四”前后发表的最重要的文字，还是小说。从《狂人日记》到《白光》，他四年间一气写下了十多篇。他自己说，他写这些小说是意在“呐喊”，你顺着这个角度去读，也果然会从中听出启蒙的呼叫。《狂人日记》是揭发中国历史的“吃人”的本质，《孔乙己》则是表现冷酷人世的另一种“吃人”的真实。《药》凸现了老百姓的深入骨髓的愚昧，《风波》则强调了中华民国的徒有其名的脆弱。《白光》描绘出旧式文人的无可挽回的悲剧，控诉和讽刺都远比《孔乙己》犀利；《阿Ｑ正传》对病态的国民灵魂的透彻的揭发，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情形的深刻的表现，更是汇聚成宏大雄壮的启蒙的呐喊，显示出“五四”那一代人的社会批判的最高水平。不用说，与随感录相比，这些小说更能够表现鲁迅的呐喊的激情。

　　但是，就像他那些独特的打气的话一样，你细读他这些小说，到最后也会在呐喊的声响之外，又觉出另外的意味。譬如《狂人日记》，那“狂人”对“吃人”的历史的批判是那样彻底，在吃人者的包围中间又那样不屈，最后还要高喊“救救孩子”，你多半会将他奉为一名清醒的先觉者吧，可是，鲁迅在小说的引言当中，却引用“狂人”的哥哥的话，说他“早已愈，赴某地候补矣”，一旦把这引言和正文部分联系起来，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呢？再譬如《药》，以“愚昧的乡民拿启蒙者的鲜血当药吃，作为基本情节，通篇的描写又是那样冷峻阴郁，尽管作者在结尾添了一个花圈，放在启蒙者的坟头，整篇作品的压抑的氛围，还是会使你喘不过气来。尤其是《阿Ｑ正传》，从第一章　的有意的挪榆和戏谚，到最后一章　描写阿Ｑ临刑时的不自觉的紧张，作者的叙述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先前那居高临下的气势逐渐消失，你最后看到的，竟是一种与阿Ｑ感同身受式的绝望的悲哀，到这时候，一种无以名状的消沉和沮丧情绪，会不会早已悄悄地潜入你的心头？还有那篇《头发的故事》，主人公Ｎ竟说出这样一长篇话：“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贴起‘腹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简直是重申那个“铁屋子”的比喻，那“假使寻不着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的愤辞了。

　　鲁迅写《狂人日记》和《阿Ｑ正传》这类小说，本意当然是在以启蒙的眼光，去刻画昏睡着的“他们”，他甚至还担心，“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可是，文学创作毕竟有自己的法则，无论作家抱着怎样的动机。一旦进入创作，总难免要受这法则的约束，而它的头一条，就是：以白你目己！因此，鲁迅就是心再诚，再想遵从启蒙主义的“将令”，他内心的那些与启蒙态度并不相符的情感体验，还是会不由分说地涌上笔端。即使在设计人物，编织情节这样一些较富于理智的活动中，他大致能够排除它们的干扰，一进入具体的描述，却不能不听任它们自由出入了。小说家非但不可能在描述他人的时候，保持完全的冷静，他也不可能完全去描写他人，他自己的心绪，总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入作品，成为他的描写对象。连写杂文，鲁迅那副启蒙主义的面具都不能遮住他的阴郁情绪的流溢，在小说里，这面具的遮蔽作用就更有限了。

　　鲁迅是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加入“五四”那一代启蒙者的行列的，这独特并不在他的战斗热情比其他人高，也不在他的启蒙主张比其他人对，他的独特是在另一面，那就是对启蒙的信心，他其实比其他人小，对中国的前途，也看得比其他人糟。即便是发出最激烈的呐喊，他也清醒地估计到，这呐喊多半不会引来什么响应；就在最热烈地肯定将来的同时，他也克制不住地要怀疑，这世界上恐怕是只有黑暗和虚无，才能长久地存在。是命运造就了他的这种独特之处，而“五四”以后的历史证明了，这也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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