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13)_王晓明

一三

　　〖第七章　戴着面具的呐喊〗

　　但是，就在鲁迅自以为无望，只能“待死”的时候，从那深坑的上面，却又悄悄地垂下了一根绳梯，它就是陈独秀在一九一五年夏天创办的《新青年》。这位因参加“二次革命”而被迫流亡日本的安徽人，年龄与鲁迅相仿，性情却远比他开朗，刚刚回到上海，就一心要和袁世凯们再战一场。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指望政治和军事斗争，而是转向思想启蒙，他的目的也不再是推翻一个袁世凯，而是要铲除滋生军阀专制的整个文化和思想传统，他在心里恨恨他说：别看在政治和军事上斗不过你们，我现在用新思想和新文化唤醒年轻人，看你们还能站得稳身！正是在这种激烈的战斗情绪的催促下，陈独秀将《新青年》办得生气勃勃，很快就引起了北京、四川甚至远在美国的志同道合者的响应，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等人先后参加了编辑部。正巧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决心将这所官气极重的京师最高学府改造成新思想的大本营，便将陈独秀和胡适们请去当教授，《新青年》也随之迁往北京，声势更为壮大。到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北京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文科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它激动了几乎每一个敏感的读书人的心。

　　鲁迅住在北京，又在教育部任职，对这场越刮越猛的新文化运动，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他开始却并不重视，也不以为它会对社会有多大的作用。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了《新青年》，便特地买来看，着完之后，却没有多大兴趣，就丢开了。对蔡元培改革以后的北京大学，他的印象也不好：“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甚至到一九二〇年，“五四”学潮发生一年多了，他还这样说：“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一个准备“待死”的人，对世事的理智判断自然容易悲观。

　　但是，就在他的理智如此消极地看待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他的生命本能却作出了热烈的反应。他毕竟还不到四十岁，就是理智上再绝望，生命的本能冲动也不会甘心，它总要时时冒上来，想拽他离开那单人禁闭式的生活。因此，一旦听见绍兴会馆外面的新文化运动的声浪，它自然就要抓住不放，以此来刺激鲁迅内心的怀疑意识，将它引向与原来相反的方向，不是怀疑乐观和理想，而是怀疑悲观和绝望：我的命运就真是这样地不可改变了么？难道就只能这样消磨余生了么？就算不能摆脱母亲给自己设下的婚姻桎梏，在对社会的改革上面，我也一点都不能出力了么？社会给了我那么多伤害，为什么我就不能用呐喊来报复它呢？即便于实际并无多大的帮助，至少可以使自己振作一些？……在人的各种意识当中，怀疑意识常常是最有力的，它本身不需要提出证据，也就很难用什么证据彻底地驳倒它。越是内心矛盾的人，越容易接受怀疑意识的影响，因此，鲁迅的生命本能一旦获得这怀疑意识的帮助，悲观主义的理智就不大能再长久地压制住它。到一九一八年，他终于接受钱玄同和陈独秀的怂恿，开始向《新青年》投稿。先是小说，再是诗，再是杂文和长论：以投身新文化运动为绳梯，他决意要爬出那个“待死”的深坑了。

　　要爬出去却不容易，他先得克服一个很大的心理障碍。他这样描述钱玄同动员他投稿时，他的心理活动：

　　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
　　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
　　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嚷起来，
　　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
　　无可挽回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
　　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
　　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
　　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他说得很坦率，虽然是决意呐喊了，心境却和在东京策划《新生》的时候大不相同，也和绍兴光复后率领学生上街游行的时候大不相同，当年那种真理在手，理想必胜的信念，那种慷慨激昂，志在天下的雄心，已经所剩不多，他现在的“确信”是在另一面，那就是铁屋子的“万难破毁”。倘若层层追究他提笔作文的最终动力，那大概只有一个“不甘心”：不甘心自己就只有这样的命运，不甘心社会就这样保持对自己的胜利。但是，他又要投身一场宣传新思想的运动，尤其是这样一场中国式的意在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文化运动，他必须像陈独秀们那样扮演一个演说家和鼓动者的角色，必须向公众不断地发表意见。而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为着特定的社会政治目的发动起来的运动当中，发动者并不能自由选择自己想说的话，他们最初设定的目标，早已为他们划定了说话的范围。你不是想唤醒民众去铲除专制吗？你就只能在你的思想武库当中，选那些最能迅速地打动人心，最能激发人反抗冲动的兵器来挥舞。在二十世纪一十年代，陈独秀们手中的新思想，全都是从西方搬来的，人道主义，进化论，科学和民主，诸如此类，大家都相信它们是最有效的思想武器，几乎每一个投身新文化运动的人，都情不自禁会拉开嗓子，热烈地鼓吹它们。不用说，鲁迅倘要给《新青年》写稿，也就只能讲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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