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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1919年8月,鲁迅在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买了一所房子,结束了会馆生活。并把母亲和家里人接到了北京,此后他们就和周作人一家人在北京定居下来了。

  如鲁迅在《故乡》里所描写的,他这次回故乡接母亲及家里人,所看到的景象大致上一样。现在故乡已失去了他想象中幼年时代的模样,凄凉、苍黄的天底下,没有一点活气。鲁迅的母亲特地托人带了口信到乡下,叫了与鲁迅幼年时代一起玩耍的天真活泼的闰土。但是,闰土也变了,沉重的生活重担,使鲁迅看不出一点幼年时代的闰土了。他的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添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在海边种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戴一顶破毡帽,身上只穿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拿着一个纸包和一枝长烟管,那手也不是记忆中的红活圆实的手,它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苛税、饥荒、多子、疾病、兵、匪、官、绅,把闰土折磨得简直像一个木偶人了。这便是鲁迅在《故乡》中所描写的闰土的形象。

  这次离开故乡,鲁迅的心情很沉重,想起他和闰土幼年的生活时,他有些惘然。

  “我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在小说结尾处,鲁迅写道:“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便是鲁迅从生活中得出来的结论。

  鲁迅在北京八道湾11号定居下来后,一面仍在教育部任职,一面继续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在1920年的6月,写成了短篇小说《明天》;七月又写成短篇小说《一件小事》。

  《明天》和《药》在艺术风格上有些相似,在这篇小说里,“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但是,作者也未把那种悲惨渲染得十分厉害,并没有过分地去描写单四嫂子失去儿子的悲哀,却用更多的笔墨“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读了这篇小说,人们自然都要给予单四嫂子以深切的同情,而对于庸医何小仙,流氓蓝皮阿五之流则产生了极大的憎恨。但追根究底,如果去寻求造成单四嫂子的不幸原因,这就不能把某一种罪恶的行为简单地归之于个人,而必须谴责那产生这一种罪恶的社会了。

  《一件小事》完全是另一种写法。

  从这篇小说看来,在艺术风格和形式上,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是颇有一些相似的。但是,如果从内容上来考察,就对于劳动人民的态度来说,鲁迅似乎是更为明确的;鲁迅的现实主义和他以前的古典作家比起来,也似乎是更有目的,更有理想的。

  作者写这篇小说,选用了第一人称,通过充满着激情的“我”来表示自己对于上流社会,对于知识分子,以及对于劳动人民的各不相同的态度。在整篇小说里,抒情的气氛是很浓的;作者的爱憎是分明的,这篇小说中的所谓“我”,当然不能看作是作者自己;但是,在这个“我”中,不可否认,也可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在内。作者选用第一人称,显然是为了更便于直接地表示自己的态度。作者对于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朽是蔑视的。当时的“耳闻目睹所谓国家大事”,这一切“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但是“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不能忘怀”——那就是这篇小说里所描写的关于人力车夫的事迹。作者把这位人力车夫搀扶跌倒的老妇去到警察分驻所的正直的行为,和不相信劳动者,轻视劳动者的知识分子的观望与怀疑对比之后,写道:“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身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地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是一种鲜明的对比。在这篇小说的结尾,作者十分激动,他满怀着热情,对于劳动人民,他表示出崇高的敬意,他写道:“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功,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渐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1920年的秋季,鲁迅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中国小说史》,从此鲁迅不但以他的文章和广大读者接触,他本人也走到青年学生群中来了。

  每逢星期二上午,在沙滩红楼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和广大青年见面的时候,鲁迅都要受到热烈的欢迎。

  教室里和教室外都挤满了学生,这里包括校内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旁听的。他讲《中国小说史》,虽然事前印发了讲义,而他却不是简单地照念,而是按着讲义的论点,加以发挥。他经常穿一件黑色的旧布长袍,不常修理的头发下面露出方正的前额,两条粗浓的眉毛平躺在高出的眉棱骨上,眼窝微向下陷,眼角也微向下垂,浓密的短须掩着他的上唇,这一切都令人看不出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他说的是带有绍兴方言音色的普通话,声音安详有力,手势、表情也都是那么平静,可是,教室里却不时爆发出笑声。他把那蒙着历史灰尘的古代人物,通过每一件具体事实,显示给听者,他不单是讲解《中国小说史》,而且是在解剖中国的社会和历史。鲁迅讲授完《中国小说史》后,又讲了一个时期的文学理论。在北京大学讲课的日子里,鲁迅和青年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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