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传第八章再到美国(7)

第八章再到美国(7)

　　其实，梁实秋与沈从文并没有象同冰心那样的深交。徐志摩当年主编《晨报副刊》，沈从文投来小说稿，徐志摩以为不错，拿给梁实秋看，他才算知道了沈从文其人。新月时代，梁实秋主编《新月》月刊，逐期登载了沈从文写的一个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两人之间算是有了直接交往，但仍没有见过面。梁实秋说：“当时他很穷，来要稿费，书店的人说要梁先生盖章才行。沈从文就找到我家来了，他人很奇怪，不走前门按铃，走后门，家里的佣人把收据给我，我看是‘沈从文’，盖了章。后来我想下来看看他，但是他已经走远了。”后来，梁实秋在中国公学教书，沈从文也由胡适、徐志摩的大力举荐，“破格”到中大教书。在此期间，梁实秋了解到沈从文的不少佚事：比如“他是很紧张很内向的人，一个钟头的课准备了，却半个小时就说完了，只好下课。后来他一个钟头的课就准备两小时的材料”；再如尽人皆知的他与张兆和女士那场富有喜剧色彩的恋爱，“他班上有个女学生叫做张兆和……沈从文喜欢她，写信给她，她没看，都放在一个匣子里。沈从文平时不太与人交往，追求张兆和不成时，曾要跳楼自杀，这是学校里的人说给我听的。张兆和不胜其扰，就把一满匣的信拿去给校长胡适之，说你的教员写信给我，造成我很大的困扰。胡适问她预不预备回信？她说不回，胡适说，你不妨看看他的信，要不要交往？喜欢也可交往，不喜欢也不是太大的错。张兆和回家看信是写得真不错，开始交往，这就是现在的沈从文太太。”再往后，梁实秋到了青岛大学。不久，沈从文由胡适再次推荐也到了青大，两人又有了大约一年多的同人之雅。说起来，他们的全部交往不过就是这一些。

　　然而，尽管如此，听到沈从文的“死讯”，梁实秋还是悲痛异常，为老友横死而唏嘘太息。他很快写下一篇《忆沈从文》的文章，以表达对故交的深切哀悼。

　　但这次梁实秋比较谨慎，不敢肯定沈从文已必死。他认为“从文一方面很有修养，一方面也很孤僻，不失为一个特立独行之士。象这样不肯随波逐流的人，如何能不做了时代的牺牲？”觉得有死的可能；但同时在没有进一步证实之前，“又不敢相信报纸的消息。”所以，梁实秋的《忆沈从文》写完后，一直没有拿出来发表。

　　直到1973年，梁实秋读了聂华苓女士的《沈从文评传》一书，得知沈从文果然“尚在人间”，所谓“死去”云云，显系误传。他这才在文章最后加上几句后记发表。他百感交集地说：“人的生死可以随便传来传去，真是人间何世！”

　　冰心与沈从文之死都是误传，虽使梁实秋悲痛了一阵，但一旦了解了事情真相，最终他还是感到欣慰的。因此，当海外人士哄传老舍的死讯时，梁实秋说：“听说他去年已作九泉之客，又有人说他尚在人间。是那非耶，其孰能辨之？”显然，他是希望有关老舍之死的信息也是一次“误传”的。

　　然而，梁实秋的善良愿望这一次落了空。他认为不应该死的“好人”老舍先生千真万确地死了，而且死得很惨。

　　之所以认为老舍“不应该死”，梁实秋是根据一定的逻辑推断出来的。他在海外了解到，老舍自解放后，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思想一直是非常活跃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极其出色的表现。创作实践上，老舍也能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创作出了大量的歌颂共产党、歌颂领袖人物、歌颂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梁实秋甚至读到过老舍的一首咏怀诗：

　　晚年逢盛世，日夕百无忧；
　　儿女竞劳动，工农共戚休。
　　诗吟新事物，笔扫旧风流。
　　莫笑行扶杖，昂昂争上游。

　　总而言之，即使按照最严格的政治标准，老舍在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方面，都是够格的了。

　　可是，还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老舍就“糊里糊涂的死去了”。无论如何，这使得梁实秋都感到难以解释。

　　梁实秋的困惑，在读了胡挈青编的《老舍剧作选再版后记》后，进一步增加了。“后记”中说：“老舍生前，由于他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也经常遭到敌视新社会的人的咒骂，这使得老舍很自豪。他曾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大声的说过：‘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他把自己称为歌颂共产党的功德的‘歌德派’，把自己的作品叫做‘遵命文学’。”梁实秋对此瞠目结舌，大惑不解：一个如此忠诚的“歌德派”，到头来为什么竟连一死都难以幸免呢？

　　1980年，老舍夫人胡挈青去香港开画展，曾托人带给梁实秋一本《挈青画册初集》。从胡挈青口中听来的有关老舍死时的惨状，更使梁实秋震惊：“据说是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到他家里去，吵吵闹闹，动手抄家之后把他揪走了。过了些时，有人来通知他的夫人，就说老舍跳进积水潭自杀了，要她去认尸。她去了，只见湖边地上一具尸体，盖着一张凉席，她要揭开看看，不准，只准她在尸体脚上摸摸。她摸了一下鞋袜是干的，没有水湿，随后尸体火化，可是据挈青说骨灰念中没有骨灰，只有一副眼镜和一支钢笔”（按：梁实秋此处有关老舍死时情况的叙述，与当前社会上的一般说法基本相符而略有出入）。他悲愤填膺地说：“老舍父子都是惨死，一死于八国联军，一死于‘四人帮’的爪牙。前者以旗兵身分战死于敌军炮火之下，犹可说也，老舍一介文人，竟也死于邪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毒箭之下，真是惨事。”

　　老舍的死，极大地刺激了梁实秋的神经。由老舍的遭遇，他联想到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命运。

　　怀着对亡友的沉痛悼念之情，他在刚刚听到老舍的死讯但尚未经证实时，即写下了一篇《忆老舍》。八十年代，从胡挈青的口中，确证了老舍已死的事实后，他又一连写下了《关于老舍》、《忆老舍》两篇文章。

　　从梁实秋对冰心、沈从文、老舍的深切追忆纪念中，充分表明了海峡两岸知识分子之间无法割断的精神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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