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传第四章 “新月”云烟(12)

第四章 “新月”云烟(12)

　　和鲁迅的这场论战，给梁实秋的心灵留下了终生难以平复的伤痛。他这个人，一贯主张宽容，主张中庸；他决没想到，一下子竟卷入如此复杂激烈的人事纠葛之中去。论战的结局，使梁实秋感到了寒心。

　　以下是他进入八十多岁高龄后说过的一些话：

　　“《新月》没有具体组织，没有政治野心，不想对庄何人作战。我挺身说几句话，主要的是想维护文学的尊严与健康，有人拿文艺当武器，这也未尝不可，抓起切菜刀杀人也是常有的事，不足为奇，不过一定要说文艺只有武器的作用，切菜刀只有杀人的效能，那就离谱太远。

　　“鲁迅从来没有正面和我辨论过，他总是旁敲侧击，枝枝节节的作文章，并且时而称人为‘正人君子’，时而称人为‘白壁德的门徒’，好象是帽子一经戴上便休想摘去。

　　“我与鲁迅的论战，实际上不成为论战，因为论战要有个题目，要有个范围，鲁迅没有文学的主张，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陈述他的文学思想。

　　“鲁迅的文章实在是写得好，所谓‘辣手著文章’庶几近之，但是距‘铁肩担道义’则甚远。讲道理他是不能服人的，他避免正面辩论，他采迂回战术，绕着圈子旁敲侧击，作人身攻击。不过他文章写得好，遂赢得许多人欣赏，老实讲，在左派阵营中还很难再找出第二个象他这样的人才。”

　　1986年时他讲到的一段话，更带有总结的性质：“回顾数十年来所谓文坛上的风风雨雨，实际上是以政治企图控制文艺所引起来的骚扰。野心家可以声势浩大的暄腾于一时，文学终归是文学，空嚷无益。没有文学家肯被长久的拘囿于一个狭隘的政治性的框框之内。文学家要自由，自由发挥人的基本人性。”他不仅重申了坚持了终生的文学思想观念，而且可以看出，对于早成过眼云烟的那段历史纠葛，他始终耿耿在怀，未能忽然置之。

　　六、关于“人权”官司

　　梁实秋晚年回顾后期新月社的活动时，常隐隐然以在中国最早倡导了人权运动而自豪。他历数新月社的功绩，第一项便是“思想自由的提倡”。谈起他最为尊重的胡适之的功业，他将之概括为两点：一是领导了白话文运动，二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力的先驱者：是“倡导思想自由、宏扬人权思想”。胡适之平生以“但开风气不为师”自期，梁实秋认为他的这两点历史贡献便都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杰出业绩。唐朝诗人杜审言病重时，宋之问等去探视，杜审言说：“甚为造物小儿相苦。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梁实秋以为，“但恨不见替人”一语出诸杜审言之口，实在名不副实。而胡适于1962年去世后，有人问梁实秋的感触，他脱口而出说：“死者已矣，但恨不见替人！”他反躬自问说：“胡先生所毕生倡导的民主自由的精神，科学怀诞的态度，现在是不是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在这一方面是不是也有一点点贡献？”

　　为梁实秋所如此看重的“人权”与“思想自由”问题，确是后期新月社整个活动中的重要一项内容。

　　触发他们要在中国倡导人权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据梁实秋回忆，当时有两桩事实使他们受到了刺激。一是某报上报道的“华北唐山某一老百姓被地方官吏殴辱的故事”。他们明白，在中国，“这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全国到处皆然的”。这种社会现实，极大地激发起他们的社会使命意识。他们认为，人世间最大的不平等，莫过于人格地位上的不平等，而检验一个社会是否公正合理，最基本的尺度也应该是是否人人都享有平等地位，人人都拥有尊严。第二件事则直接牵连到了胡适本人。胡适编了一本
《宋人话本八种》，由亚东书局出版，书里面收有一篇描写昏君宣淫的话本小说《海陵王无道荒淫》。书出版后被巡捕房以“有伤风化”为由没收。

　　愤怒的胡适找到一位律师请教，预备提起诉讼。那位律师劝慰他说：“没收是不合法的，如果刊行此书犯法，先要追究犯法的人，处以应得之罪，然后才能没收书刊，没收是附带的处分。不过你若是控告巡捕房，恐怕是不得直的。”至于如何“不得直”，那位律师没有细讲，但这是大家都能心领神会的问题。可以想见，这件事情对于胡适及新月社中人的“教训”更是深刻的。他们进一步领教了一个“人治”国家所特有的国情。自五四运动以来，他们就热烈地呼吁着“民主”与“科学”精神，殊没料到，时至今日，当年倡导民主自由的先驱者反而栽在了“党国”的网罗里，对于他们（尤其是对于胡适来说）这真是一个莫大的嘲讽。

　　正是受现实的直接触发，新月社中这班无拳无勇的知识分子，便热心地倡导起“人权运动”和“思想自由运动”来。胡适一口气写出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走那条路？》以及后来惹出大乱子来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一贯热衷于政治活动的罗隆基此时刚从海外归来，立即以尖锐泼辣的笔触写出了《论人权》、《专家政治》、《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等文章：不肯后人的梁实秋也暂时抛开玩熟了的文艺批评，转而在政治思想批评中小试牛刀，他本阶段的著译主要有《论思想统一》、《孙中山先生论自由》、《罗素论思想自由》、《资产与法律》等，鲜明地指出：“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一时间，在《新月》月刊上，“人权”和“思想自由”的呼声犹如滚滚海潮，席卷而来。其声势之大，使“新月派”一向擅长的“新格律体诗”的创作与文学批评都一时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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