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传第四章 “新月”云烟(10)

第四章 “新月”云烟(10)

　　但是，使梁实秋隐隐感到不安并且很不服气的，是鲁迅进行争论时的“态度”。确实，在上列三篇杂文里，鲁迅的文笔是有些不大客气，其中“对人”而不是“对事”的“刺”的确过多了些，象“梁实秋教授”“上海的教授”

　　“美国开演《玉堂春》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决非卢梭所及”一类语言，确乎会使人感到极大的不舒服。

　　因此，梁实秋在回敬鲁迅时，不可避免地也带上了意气用事的成份。不过，我们须得承认，梁实秋的眼力和文笔真也不凡。老辣如鲁迅，似乎也悚然而惊，予以了高度重视。

　　梁实秋反击鲁迅时所抓到的问题，正是鲁迅先生相当敏感的一个问题。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副药太冷，那一副药太热，这一副药太猛，那一副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象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多年以来，鲁迅在文坛上以一支笔横扫千军，所向披靡，一直慨叹碰不上一个象样的对手，常常为“水战火战，日战夜战敌手都消灭了”而感到孤寂无聊。现在，凭借直感，他明自终于碰上了一个理想的“敌手”。如同看到了红布衫的斗牛一般，先生的情绪立即亢奋起来。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写出了一大批火药味更浓的文章，象集束手榴弹般朝对方掷了过去。

　　这里面有专门针对梁实秋“不满于现状”之说的。象——“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

　　“梁实秋先生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赞成‘不满于现状’了，但他以为‘现在有知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

　　有针对梁实秋确实存在的精神“贵族化”倾向的，象——“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的满足。”

　　也有并不针对什么具体问题，只是行文中兴之所至顺便捎带上的。譬如，1928年5月22日鲁迅北上省亲时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所作的题为“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的讲演中，在对文坛进行“全景扫瞄”式的鸟瞰中，即以漫不经心似的方式把包括梁实秋在内的“新月派”大大挖苦了一下。鲁迅的原话是：“在文学界也一样，我们知道得太不多，而帮助我们知识的材料也太少。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一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

　　使得鲁迅与梁实秋的矛盾更为深化、几乎具有了对抗性质的另一个分歧，是由对翻译的不同看法产生的。

　　为了丰富中国文字的表现能力，进一步与世界文化认同，同时，也是为了尽量保持原来文字的面貌，鲁迅从在日本留学时代开始，就坚定不移地坚持了一种他称之为“直译”的翻译原则。但梁实秋从读者接受立场出发，则认为翻译的第一要着应该是“看得懂”。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他一方面肯定“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感的文笔是何等的简炼流利，没有人能说鲁迅先生的文笔不济”，另一方面对鲁迅的翻译则予以尖锐的批评：“曲译诚然要不得，因为对于原文太不忠实，把精华译成了糟粕，但是一部书断断不会从头至尾的完全曲译，一页上就是发现几处曲译的地方，究竟还有没有曲译的地方；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死译就不同了：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况且犯曲译的毛病的同时决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所以我以为，曲译固然是我们深恶痛绝的，然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

　　又是“硬译”，又是“死译”，可以肯定，梁实秋这种毫不留情的冒犯，一定大大伤害了鲁迅先生的感情，因而，他在予以回击时，也表现出更大的愤怒。他不仅奋笔写出了那篇题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力作，围绕翻译问题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一贯主张，是鲁迅杂文中理论色彩很浓的少见作品；而且，这以后，只要抓住机会，他也准会努力把文章做得很透很足。有时，为了加强文章的力量，他甚至不惜冒“人身攻击”之嫌。譬如，他在一篇文章里就这样说过：“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字里行间，切齿之声可闻。直到1935年，早已经事过境迁，鲁迅先生犹耿耿于怀，在《非有复译不可》一文里旧话重提说：“可怜得很……译了一点文学理论到中国来，但‘批评家’幽默家之流又出现了，说是‘硬译’，‘死译’，好象看地图……于是乎翻译的脸上就被他们画上了一条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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