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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在旅途(7)


  那一年,恰逢英国哲学家罗素到美国讲学,道经威斯康辛,梁实秋特邀了三五好友专程去拜访他。罗素当年在一般青年学生心目中,无异于一尊新的偶象,具有莫大的权威性。在社会政治上,他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主张泯除国界的世界大同主义。梁实秋他们是怀着类似于朝圣般的心情,请他对“大江会”的国家主义发表看法指点迷津的。这次会面从总的情况看也还比较愉快。罗素丝毫不摆大学者架子,以平等态度接待了这批年轻人,特别可贵的是,经梁实秋他们再三陈述过自己的观点后,罗素“沉吟一阵,终于承认在中国的现况之下只能有推行国家主义之一途,否则无以自存。”罗索的肯定,对“大江”事业的推进具有现实意义,梁实秋说:他的“论断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从此,我们就是宣过誓的国家主义者了。”

  按照梁实秋的说法,大江会“不是政党,更不是革命党,亦不是利害结合的帮会集团,所以并没有坚固组织,亦没有活动纲领”,似乎是个纯粹的松散“群众团体”。不过,在三二年内,由于罗隆基、闻一多、梁实秋、何浩若等骨干分子的努力,以国家主义为宗旨的大江事业还是得以蓬勃发展。很快,大江会的成员增加到“三五十人”,在海外,就一个单纯的学生团体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因此,大江会成立后的第二年,就有联合另一学生团体“大神洲”举行年会的动议。“大神洲”是继大江会之后成立的又一组织,主要成员有邱椿、刘师舜等清华留美学生,提出的口号同样是基于爱国思想的国家主义。两个团体旨趣相近,且其成员又都是清华毕业生,因而联手举行活动就是很自然的了。但是,如同当时许多各种类型各种性质的社团一样,大的思想原则问题能够统一,小的具体枝节问题却往往撕掠不清。“大江会”与“大神洲”亦未能免俗,在诸如排座次、定席位等一些“小事”上,联合一度陷入僵局。

  1925年3月份闻一多写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上谈及这类事,读来很有意思:大江前途之发展,有赖于本年中之活动者甚多。本年东部年会中之活动

  不但可以宣传国家主义,而且可以宣传大江会。大概添加会员,在年会前,很有限。年会中大江政策若能实现,定有同志的愿来参加我们的阵列。然后会员增加了,声势浩大了,大江的根基便算稳固了。祖同(按即熊祖同,清华毕业生)有希望得到年会主席,只怕fraternities的人出来同他抢。所以我们应该有一番预备。我们预备的方法有两种:一、发表大政方针以引人注意。二、在counci-men方面从事疏通,因为年会主席是要他们同意的。沈濂翁(按指沈克非,清华毕业生)同老浦(按指浦薛凤,清华毕业生)不知也是否候选员。若是,则从大江看来,应该集中精力,推出一个人来。诸人中祖同自是较为合宜,因一,他是清华同学会长,二,又是大神洲底重要职员,恐怕能得多方面的赞助。努生(按即罗隆基)却不以为然,他说大江的人都可以,不必倚轻倚重。不知你们的意见如何,此事无论如何,暂时只要浦、沈是否候选员,他事不必提及。

  请冰心当女代表想无不可。这种反正是出风头的事。至于加入大江事,只好等年会后再讲。请一樵有机会多和她谈谈大江。

  努生到纽约来,颇哄动一时。现已被选为Intercolleg-iateCosmopolitanClub底lnternationaIAssemb1y底中国代表之一。代表共二人,其余一人为光旦。这种要在国际替中国人争面子的职务,竟都落江宾(按即大江会)人的手里了,确乎是江宾底荣耀。

  与大神洲合并恐不能成事实。因彼等政策太消极,且至如今国家主义的定义还未决定。不过同他们合作总是有益无损的。

  从以上一番披肝沥胆的陈述来看,当年那般年轻学子一方面是多么意气风发、执着于事业;另一方面又是那么天真冲动、稚嫩可笑!

  更具体、更实际地标志着大江会活动成绩的,恐怕还要算《大江》季刊的创刊发行了。一向不喜欢出风头、总以多做些实际工作为满足的梁实秋,在这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是这个刊物的主编。从与国内联系出版发行事宜,到组稿编稿发排校对等各道工序,他无不尽力去做,而且完成得十分出色。

  在第一期上,他精心结撰了一篇情词并茂、言简意赅的发刊词,对大江会的思想原则作了最准确的说明。比起最初集会时讨论的那三条准则,梁实秋对“国家主义”内涵的阐释更加切实有力,理论概括也更为准确鲜明。他的第一句话首先揭橥大江会与《大江》季刊的根本旨归:“我们是一个绝对信仰国家主义的一个结合,发行本刊的主旨即在图谋国家主义在我国之宣传与实施。”那么,究竟该怎样来定义国家主义呢?他的说法是:国家主义“乃中国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国人民谋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中国人民谋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简要而详实,全面而深刻,发刊词的最后还对自身行为作了严格规范:“我们所最要提倡的一件事,便是气节。我们所谓的气节是为主义而死,为国家而死,为正义而死的那种精神。”

  据说,《大江》季刊在国内发行后,梁实秋主笔的这篇发刊词“大有影响”。“友人亲见北大校役抄写,问之则曰‘好极!好极!’又有人粘贴壁间奉为科桌者。民国大学学生课艺中竟有全段剽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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