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传第一章童年拾趣(5)

第一章童年拾趣(5)

　　北京街巷中，常有“打糖锣儿的”出没。所谓“打糖锣儿”的，乃是卖糖果的小贩，也兼卖泥人、蜡烛台、小风筝、摔炮等“土筐货”。一次，孩子们正在院里玩耍，忽然听得胡同里糖锣响。若在平时，在院子里是不能乱跑的，上房里的两双眼睛能清清楚楚地看得清院子里的一切。可是这一回孩子们一时忘形，蜂涌而出，连祖父的“跑什么？留神门牙”的大吼都没听到。不一会儿，孩子们买了东西又回到内院，祖父仍端坐原处，并传话让孩子们到上房去。这一来可非同小可，吓得孩子们不知所措。待他们硬着头皮走进上房，发现事情并不象想象的那般严重。相反，这一次祖父显得非常慈祥，简直如同神话中的白胡子爷爷。

　　梁实秋记下的这一幕，是饶有趣味的——“我们战战兢兢的鱼贯而入，他指着我问：‘你手里拿着什么？’我说：‘糖’。‘什么糖？’我递出了手指粗细的两根，一支黑的，一支白的。我解释说：‘这黑的，我们取名为狗屎橛；这白的为猫屎橛’。实则那黑的是杏干做的，白的是柿霜糖，袒父笑着接过去，一支咬一口尝尝，连说：‘不错，不错’。他要我们下次买的时候也给他买两支，我们奉了圣旨，下次听到糖锣儿一响，一涌而出，站在院子里大叫：‘爷爷，您吃猫屎橛，还是吃狗屎橛？’爷爷会立即答腔：‘我吃猫屎橛’！”

　　在祖孙间这一简单的带有谐谑意味的一问一答中，人们终于发现，被压抑到内心深处的那种向美向善的意向，生命力还是十分强大的；不管其被扭曲到什么程度，复归于美好人类本性的这一根本趋向最终是不可抗拒的。

　　三、北京的俗、礼、窝头和杀人

　　谁要是对着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刺刺不休地大谈什么故宫的巍峨辉煌、颐和园的清幽佳丽、香山红叶的娇艳、潭柘寺钟声的悠远等等，而又自以为懂得了北京，准会被对方笑掉大牙。他会打心底里瞧不起你，讥讽你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杆”。相反，你若是热热乎乎地同他谈一谈天桥、厂甸、琉璃厂，谈一谈北京的小吃，尤其谈一谈北京人居家过日子中那些芝麻粒般大小的琐事，他或许反倒会对你另眼相看，许你为真正懂得北京三昧的知音。

　　梁实秋是个老北京，对北京生活的真趣有着深切的体验。谈起北京，他可以眉飞色舞、不知疲倦地谈上半天，而又决不会有只言半语涉及故宫、天安门、颐和园之类，北京人的家长里短、四时八节、婚丧习俗才是他永远谈不断也谈不厌的话题。

　　他打心眼里喜爱北京平民的居家生活。

　　中国几千年中以儒为教，自古多礼；北京为历朝帝都，人文荟萃，对于礼的讲究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但梁实秋儿时感兴趣的，不是朝廷会典时的升降膜拜，不是公卿士夫间的应酬揖让，而是当“礼”渗透到市井细民生活之中并且就成为生活内容的一部分时所形成的“俗”。透过这种“俗”，不仅可以使人看到折射于其中的人的性格，而且可以领略到某种文化意蕴。北京人过年。在梁实秋看来，就是既好笑，又好玩的。从“祭灶过后……

　　家家忙着把锡香炉，锡蜡签，锡果盘，锡茶托，从蛛网尘封的箱子里取出来，作一年一度的大擦洗。宫灯，纱灯，牛角灯，一齐出笼”的忙碌气氛中，已经可以感受到强烈的喜剧味道。接下去的一个节目祭祖先，就更不免显得有些滑稽：

　　“祖先的影像悬挂在厅堂之上，都是七老八十的，有的撇嘴微笑，有的金刚怒目，在香烟缭绕之中，享用蒸禋，这时节孝子贤孙叩头如捣蒜，其实也不知所为何来，慎终追远的意思不能说没有，不过大家忙的是上供、拈香、点烛、磕头，紧接着是撒供，围桌吃年夜饭，来不及慎终追远。”

　　接下去的每个“节目”都很精彩。比如“吃”：“年菜是标准化了的，家家一律。人口旺的人家要进全猪，连下水带猪头，分别处理下咽。一锅炖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丝又是一碗，加上山药又是一碗，大盆的芥未墩儿，鱼冻儿，肉皮辣酱，成缸的大腌白菜，芥菜疙瘩——管够”，从年初一一直吃到正月十五，直吃得晕天地黑，胃口全倒。

　　再如拜，也是让人一听就头皮发麻的一茬儿。大年初一那天必须摸黑早起，穿上新衣服，普遍的是，“大棉袄加上一件新蓝布罩袍，黑马褂，灰鼠绒绿鼻脸儿的靸子”，辫子梳得油光锃亮，分外精神。见人就得作揖跪头，嘴里还要“新喜新喜”的说个不休。日上三竿后，套上骡子轿车，跟班的捧一个黑漆拜匣，在后面紧紧跟随，开始了这一天最艰苦的征程。每一家都得去，去则登堂入室，不管三七二十一，趴下磕头，直磕得晕头转向。碰上懂事的人家，一声挡驾，最好不过，递进一张帖子，掉头就走，如同沾了天大的便宜一般。梁实秋小时候过年，总觉得拜年为一大负担，苦不堪言，拜完了，还“从心坎儿觉得窝囊”。

　　还有玩。放爆竹是我们民族传统中的保留项目，自不必说。玩了几千年，至今没有玩腻。冲天炮、二踢脚、太平花、飞天七响，灯打襄阳，直到可与火箭相媲美的“起火”，五光十色，照彻夜空。过去年初一后，玩乐进入高潮，人们都象疯狂了一般，一改平日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模样，全都变作另一副面目。这时商店都上了板，但里面常是锣鼓齐鸣，狂擂乱敲，无板无眼，“据说是伙计们在那里发泄积攒一年的怨气”。大姑娘小媳妇全部出动，连“三河县的老妈儿都在头上插一朵颤巍巍的红绒花”。于是“厂甸挤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几个露天茶座坐着几个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并没有什么可看，但是入门处能挤死人！火神庙里的古玩玉器摊，土地祠里的书摊画棚，看热闹的多，买东西的少。赶着天晴雪弄，满街泥泞，凉风一吹，又滴水成冰，人们在冰雪中打滚，甘之如饴。‘喝豆汁儿，就咸菜儿，琉璃喇叭大沙雁儿’，对于大家还是有足够的诱惑。此外如财神庙、白云观、雍和宫，都是人挤人，人看人的局面，去一趟把鼻子耳朵冻得通红”。

　　从置备年货、祭祀祖先开始，到以滥吃疯玩作收场，北京人的过年犹如一出一气呵成、环环相扣的大剧。但仔细想来，又总好象喜剧的成份更多一些。这出剧有时严肃隆重，有时轻快恢谐，但不管剧目内容如何变换，演员大众的态度始终是认真的，他们以万分虔诚的心情年年重复表演着这一切，并从中寻觅到无限乐趣。现在，我们要问的是，这一内容庞杂无比的戏剧，是怎样组织谐调起来的呢？它是那样的壮阔，而进行起来又是那样的井然有序。是什么力量在背后“导演”了这一切呢？在我看来，这倒是一个更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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