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和林徽因 18.离昆他迁(3)

18.离昆他迁(3)

　　思成在信中说，李庄的生活“是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象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和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昆明的气候和景色非常可爱，使我们很喜欢。四川就很糟糕。我们居于长江上游一条不太吸引人的支流旁。南迁以来，我的办公室人员增加了一倍，而我又能筹集到比过去两年中所得到的还要多的资金。我的薪水只够我家吃的，但我们为能过这样的好日子而很满意。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李庄来信所反映的比它字面上所讲述的多得多。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纸，多半是薄薄的、发黄发脆的，可能是从街上带回来的包过肉或菜的。有时候也有朋友给的宝贵的蓝色信纸。但共同的是每一小块空间都使用了。天头地脚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后一页常常只有半页或三分之一页，其余的裁下来做别的用了。而那仍在使用的信封上贴的邮票的数目使人懂得，当时即便不出中国，通信有多贵——因此也有多仓促。这也说明为什么一个信封里常常装着多日以来为邮资的一次大挥霍积下的好几封信。

　　教育部——也许是中央研究院——可能希望李庄成为学者们不受战争干扰进行工作的避风港。徽因在1941年8月的信中作了辛辣的评述：

　　“即使我几乎是100%的肯定日寇决不会把炸弹扔到这偏远的小城镇李庄来，可是那一个小时前就在我们头顶上以那种无可名状的轰鸣声飞过的27架飞机仍然使我起鸡皮疙瘩——一种害怕在任何时候可能被击中的奇怪感觉。它们向上游飞去了，轰炸了什么地方，或许是宜宾，现在正以那种威胁的轰鸣声和致命的目的性从我们的头上缓缓飞过。我要说的是这使我感到恶心，然后我意识到我已经病得很厉害，而这不过是让我一时间里病得更厉害，体温有些微升高，心脏不适而心跳加速。在今天中国的任何地方，没有一个人能够远离战争。我们和它联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管我们是否实际参加打仗。”

　　他们现在“幸运地有了一个又好又忠实、年轻而又好脾气的农村女仆”。她唯一的缺点是精力过于旺盛。“如果在五口之家中只有七个旧枕头套和差不多同等数目大小和质地不同的被单，而街上白布又是和金叶一样地不可能买到，你就不会喜欢为一半的被单和两个枕套在一次认真的洗涤以后成了碎片而感到惊讶。你也不会喜欢看到每次洗涤后一半的衬衫扣子都从衬衫前片上搭拉下来而旧衬衫洗完后就烂得不成样子。现在任何一件衬衫都要值四十元甚至更多。对于食物和落入这个女仆手中的器皿也是同样。当然我们尽量使用不碎的，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是不碎的，而一切都是那么昂贵或是无法替换的。

　　“思成是个慢性子，喜欢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对做家务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老金（他在这里呆了些日子了）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比较容易激动一点。”

　　老金在信的最后也写下了他的表白：“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过。我曾经经过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

　　但思成（一如既往地靠他的钢背心支撑）在这一页下边加注说，“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协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经用了七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础。”

　　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总部是一座简单的L形平房农舍，它的长臂是南北走向。这一臂的一侧从南到北是一个打通的工作间，备有供画草图和写作用的粗糙桌凳。对面是女仆的房间、储藏室和三个初级研究人员的卧室排成一行。走过一条狭窄的走廊，就是向东延伸的L形的短臂。一穿过走廊就是两间卧室，一间是外婆和宝宝的卧室，另一间是儿子的。再过去就是梁氏夫妇的两间房，一间卧室、一间书房，这就是短臂的全部了。他们的房子是朝南的，窗外是浓荫覆盖的、赏心悦目的一个院子。徽因的帆布床就安在这间房里（大家睡的则是光板和竹席）。对面，在L形长臂的西边，是一处更大的天井，大部分是参天的樟树，点缀着小丛的香蕉林。在院落中还散落着一些小平房，一间做厨房，远些的一间是食堂，留出些地方给莫宗江睡觉，最远的一处则是户外厕所。

　　工作间的布置和装修是沿着当年工作间在北京皇官院里的时候策划的营造学社正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刘敦桢安家的地方离得不远。思成多年的初级助手莫宗江、刘致平和陈明达都可随叫随到。思成写信来说，他“这些日子就想写出一本可推广的‘中国建筑史’。老金1941年11月底从李庄发出的一封开玩笑的信件顺便暗示了思成已经开始着手搞他设想中的这部历史：“他仍然和过去一样，在上班之前和之后遛遛达达，而上班时他的主要工作则又要写中国建筑简史又要管理研究所的财务。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责任有些不同寻常：他要烤面包、砌炉灶、秤煤和做各种家务事，如果他有一天忽然光身一人被扔到美国去，他的日子会过得不错，也许比现在还要好，就跟着美国人的样子做个洗衣工。”

　　至于徽因，老金报告说，“她是全身都浸泡在汉朝里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会立刻扯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远回不来的。”至于他自己，那个逻辑学家，他对待通货膨胀有一个哲学家的观点。“在这困难的年月里，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东西，它们的现金价值是如此惊人，人们就会觉得自己已很富有；同时人们一定尽可能不要去想那些必须购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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