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98)

九八

　　§去莫斯科治病

　　《七七决议》通过后，罗荣桓在会见一些干部时常常说：“现在有了决议，思想统一了，好办了。在东北有这么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他们的斗争经验都很丰富，东北的工作一定会取得很大成绩。我可以放心去治病了。”

　　七月下旬，罗荣桓夫妇带着两个孩子由罗生特和科长尹健护送，从哈尔滨来到满洲里。由于办理出境手续十分缓慢，罗荣桓一行在满洲里待了十几天。罗荣桓平时一天也闲不住，此时待在这日长夜短的边境小城里，感到度日如年。他几次提出要返回哈尔滨。经过大家劝说，才勉强留下来，但他的心仍然牵挂着东北战局。有一天，他问尹健，司令部机关的同志们对战事有些什么反映。尹对他说：“不少参谋对四平撤退以后，我们一仗未打便撤到松花江以北，有点想不通，觉得是不是撤得太多了。”罗荣桓解释说：“主力北撤是对的，在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我们都是采用‘诱敌深入’的办法取得了胜利。回去以后，你可以组织同志们读一读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特别是其中‘战略防御’这一章。把这篇文章学好，对北撤就自然会想通的。”

　　八月上旬，罗荣桓乘火车到达莫斯科。苏共中央联络部派联络员尼古莱叶夫到车站迎接，安排他们住进莫斯科大旅馆。此前，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也从张家口来到莫斯科治病，同住在一个旅馆里。分别多年的老战友在异国重逢，格外高兴，一连几天谈天叙旧，兴致勃勃。休息几天后，罗荣桓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王稼祥也因在国内作放射治疗，皮肤被灼伤而住进这所医院。他们二人同住一间病房。

　　经过四天详细全面的身体检查后，医院给罗荣桓做了手术，切除了长了肿瘤的左肾。不料由于刀口缝合不好，伤口破裂，引起大量出血，不得不再做缝合手术。医生看他头冒汗珠，紧咬下唇忍住疼痛，一声不哼，翘起拇指连声赞他是“真正的英雄”。

　　手术后，罗荣桓在医院又住了一个来月，同病房的王稼祥给他当翻译，每天将报上的新闻说给他听，替他拿药、倒水，关怀照顾，无微不至。

　　罗荣桓的刀口尚未完全愈合，便被转到莫斯科郊外森林里的巴拉维赫疗养院。两个月后，他的身体渐渐复原，又转回莫斯科住进纽克斯国际旅馆。

　　当时在莫斯科读书的中国学生经常到旅馆来看望罗荣桓。这些孩子中，有张太雷的儿子张大保，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和女儿蔡转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刘少奇的儿子刘允彬和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林伯渠的女儿林莉莉姐妹等。他们大多数是抗日战争时期来苏联学习的，对国内情况已很不了解，有的甚至只懂俄文，不识中文，连中国话也说不好。当时战争刚结束不久，苏联人民生活还很困难，配给这些孩子的食物有时不够吃，衣服不够穿。罗荣桓是按照苏共中央委员一级的待遇，又是病人，每天有两块白面包，还有牛奶、鸡蛋和黄油。他常常把这些东西省下来，留给孩子们“打牙祭”，并且利用这些机会给他们讲中国革命的形势，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文化和专业知识，将来好回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罗荣桓出国时，党组织给他少量黄金准备应急用。到苏联后，供应由苏方负责，黄金一点也未动用。这时，罗荣桓了解到在苏联学习的孩子们生活比较清苦，便想拿一些给他们作生活补助。他征得王稼祥和当时正在苏联出席国际妇女会议的蔡畅的同意，拿出小部分黄金，将孩子们召集来开会。由他们推选了朱敏、蔡转转、李特特等负责管理。在会上，罗荣桓对他们说：“这金子是中国人民的血汗，要节省着用。你们要继承父母辈的革命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学好本领，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对你们的期望。”

　　一九四七年三月，医院复查认为罗荣桓的肾功能仍有问题，同时还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建议他去克里米亚疗养。罗荣桓夫妇正收拾行李，准备南下，苏方联络部人员心情沉重地告诉罗荣桓：国民党占领了延安。

　　当时，苏联人都把延安看成是中国的莫斯科。在苏联的卫国战争中，莫斯科没有沦陷，苏联人对此颇为自豪，因此，有些人把放弃延安看成是严重的事件，甚至说，丢了延安是中国党的错误。在莫斯科的一些中国学生受到这种影响，也为祖国的革命前途担忧。

　　罗荣桓耐心地对他们做宣传解释工作。他对一些苏联友人和中国学生说：“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并不是我们被迫丢失，而是主动撤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类例子是不少见的。在俄国历史上也有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最后遭到失败的事例。”他还引用了一九四六年七月毛泽东的一段话：“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他再三强调，放弃延安绝不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失败，而只能是新的更大胜利的开始；今天失掉一个延安，明天将会得到全中国。

　　这时，罗荣桓的心早已飞回到祖国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的战场了。他婉言谢绝去南俄疗养，决定立即回国。苏方医务人员劝说无效，只得在罗荣桓的出院通知书上，写下了手术后的肾功能情况，特别又增添了“心脏病、高血压”两项病变，建议休养三年，又规定每天工作绝对不能超过三小时。

　　罗荣桓打点行装，准备回国之前，对林月琴说：

　　“你看，照现在这样，我又可以多订几个新的五年计划了！”

　　林月琴看到他老病总算除掉了，也感到十分欣慰。

　　§回国立即投入战斗

　　一九四七年五月下旬，罗荣桓一行回到哈尔滨。

　　经过这一年来的斗争，东北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一年来，东北局动员了十二万名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摧毁了农村中的封建堡垒和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农民干部，成立了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改造了村政权，组织、武装了十二万民兵。剿匪工作也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一年来，民主联军正规部队在民兵自卫队的密切配合下，共歼灭土匪二万人，李华堂、谢文东等重要的匪首被活捉，残余土匪全部被消灭，东北解放区内的匪患已彻底肃清。

　　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也利用休战时机进行了整补，兵力达四十万人。一九四六年八月，蒋介石撕毁了东北停战协定，下令进攻热河，占领承德；十月下旬起，又按照“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方针，向南满的安东和通化地区大举进攻，实行分割和压缩，南满的形势逐步恶化。

　　南满民主联军的活动区域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蒙江、长白、抚松四个县。粮食不足，装备、兵员补充困难，伤员无处安置，局面极其险恶。为了加强南满对敌斗争的领导，东北局于十一月初决定成立辽东分局，陈云任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肖劲光任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为副司令、副政委。陈云、肖劲光赶到南满后，召开了对坚持南满斗争具有历史意义的“七道江会议”，提出“留在南满，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大闹天宫”的主张。陈云指出：决不能退到北满，那将使敌人的兵力随之也集中到北满。现在敌人南攻北守，而我们则可以南守北攻，夹击敌人，调动敌人，使敌人疲于奔命。“七道江会议”很快统一了领导思想，振奋了部队士气，使坚持南满的方针得到贯彻。随后不久，南满连续展开了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同时北满则进行了“三下江南”的战役，南北互相策应，先后共歼敌四万余人，收复城市十一座，坚持了南满根据地，巩固了北满根据地，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民主联军总兵力已发展到三十八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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