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80)

八〇

　　当时，食盐专卖制度还不严格。军区直属队组织了一支运输队，把自己生产的食盐运到边沿区的市集去卖，来回一百多里路，每一头牲口驮的盐就可以赚三十余元。但生产股为了薄利多销，把盐价定低了，地方贸易公司到罗荣桓那里告了他们的状。罗荣桓把生产股长王以祥找来，问他是怎么回事。王以祥便把他们组织生产经营的情况作了汇报。原来，他们是考虑敌人随时会来“扫荡”，为了能把食盐尽快卖掉，就没有把盐统销给政府的贸易公司，而自己压价销掉了。这样一来，政府所掌握食盐的销售就受到了影响。罗荣桓听了后，当即批评了王以祥他们的错误做法，并又一次重申了军队生产要严格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应以“不与民争利”为原则，要他们或者把盐统销给政府贸易机关，或者遵照当地政府统一规定的价格销售，一定要自觉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罗荣桓看到王以祥思想还不太通，又循循善诱地说：“我们生产的果实被敌人掠夺去，当然是损失，但群众生产的果实被敌人掠夺去，不也是我们的损失吗？手背与手心还不都是我们自己身上长的肉嘛。况且，我们这支队伍，从红军初创时起，就立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过去，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人民谋福利、求解放；如今，抗日、搞生产，还不同样是为人民谋利益、求解放吗？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来自人民，又服务于人民，怎么能够与民争利呢？部队到海边去开盐田，就正是为了不去与民争地嘛！”

　　最后，罗荣桓看到王以祥已经认识到自己错了，便安慰他说：“认识到了，今后不再这样做就行了，但工作上不要气馁。你们前段生产成绩很大，现在机关每人每天五分钱的菜金，不由军费开支了，要我们自力更生，不搞好生产怎么行呢！”

　　罗荣桓指示，机关生产要开展多种经营。于是供给部确定，指派原管理科长黄明亮、生产股长王以祥及管理员石理成三人，具体负责抓军区机关、直属队的农副业生产。他们成立了生产大队，下设三个生产队、二个油坊、一个酱园，经与地方工商管理局联系，还在滨海区的坪上、十字路、黑林、柘汪等集镇开了供销店。他们开始只有五十元的基金，在集市收购花生、黄豆回来榨油，把部队原来作马料的黄豆也榨完油再用豆饼喂马。当时山东根据地出产的花生油、豆油，有时远销到上海等地，换回根据地军民需要的药品、纱布、火柴、布匹等物资，甚至还可以换回军需品。

　　在《答复》中，罗荣桓等写道：“部队在生产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一般主力机关每日可以吃到五钱油盐，一斤多菜，每月一斤多肉。并能补助牙刷、牙粉、黄烟等日用品，今年上半年，由生产盈余，每人解决衬衣一套，体力亦渐增强。”

　　罗荣桓等还报告了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情况，指出，凡是发动减租减息与实行民主的村庄，农民对生产很热情，生活上得到改善，除还债外，穿衣吃饭比以前好些，由此转变了思想，认为“用的是毛主席的法子，过的是共产党、八路军、民主政府的日子”。《答复》指出，粮食除沂蒙区有旱灾减产外，其他地区均够吃，布匹、纸张、盐大部地区均可自给。有的地区还有盈余。群众负担虽然还是很重的，但比起敌占区则好多了。

　　随着生产的发展，经济工作在根据地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于这项工作罗荣桓以前并不熟悉，但他注意充分发挥一些经济专家和财经工作者的作用，使山东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著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原在抗大华中总分校工作，一九四二年在返回延安途中到达山东，朱瑞留他在山东帮助工作三个月。后来，薛在山东的期限早已超过，中共中央来电催薛回延安。罗荣桓一面复电中央，要求将薛留下，一面征求薛的意见。他对薛暮桥说：“山东的经济工作还需要你呀！这一年你在山东工作成绩很大，我就不必多说，只想强调一点，经济斗争，是我们整个斗争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很需要有你这样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啊。”薛暮桥听了很受感动。经过在山东一年的工作，他对这里的经济工作也发生了兴趣，便放弃了去延安的打算，表示愿意服从山东分局的决定。这样，他又在山东工作了五年，经历了解放战争，直到一九四八年秋才离开山东。

　　薛暮桥担任了山东省工商管理局的监委，局长由黎玉兼任，局的日常工作由薛主持。罗荣桓、黎玉经常和薛暮桥一起研究对敌经济斗争问题。

　　山东分局制定了从对敌斗争中发展根据地经济，保障供给，为战争服务，为群众服务的经济政策，并规定工商管理机构的具体任务是：货币斗争，贸易管理，扶助生产，保障供给；即对外进行对敌经济斗争（包括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对内扶助和发展生产。

　　在罗荣桓的关怀和支持下，山东的对敌货币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当时敌后的三角斗争，反映在经济上，也形成了抗币（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在山东称北海币）、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和伪钞（伪政府发行的货币）的三角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他们攫取到的几十亿元法币推到国民党大后方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用以掠夺物资，同时又大量发行伪币来搜刮人民财富。由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连续失利，法币迅速贬值，这对敌后根据地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一九四二年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有几亿元，实际上就等于有相当数量的物资被敌伪掠夺走了。在这种情况下，抗日民主政府采取了断然措施，排挤法币，禁用伪币，大量发行北海币，建立独立自主的抗币市场。

　　由于根据地日益扩大，减租减息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得到发展，加上沿海地区擅渔盐之利，有的地区还有丰富的金矿……这些丰富的物资使北海币有了最可靠的保证。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北海币对法币和伪币的比价迅速提高。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一元伪币可兑换北海币1.5 元，到一九四五年一月，便跌落到只能兑换0.15元北海币。因此，这时在山东根据地市场上，法币、伪币绝迹，许多游击区也逐渐变成北海币市场，就连某些敌占区的人民也暗地贮存北海币，以便购买根据地的各种物资。

　　随着货币斗争的胜利，在分局领导下，又及时调整了贸易政策。由一九四三年前基本禁止物资流入敌占区，个别则实行以货易货的办法，改为组织输出，换回需要的各种物资，并开展了大规模的海上运输和对上海、天津等地的贸易工作。还明确规定了内地贸易自由的原则，取消内地各抗日地区之间的粮食统制，统一领导贸易斗争，从贸易中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新的政策实施以后，贸易斗争很快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不仅每年增加二亿元北海币的收入，还调剂了市场，稳定了物价，扶助了生产，保证了人民生活和军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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