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27)

二七

　　他说，由一个老百姓到红色军人，要有一个过程。一开始，他们往往有家乡观念，不太乐意参加红军。这时，可图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红色中华以把他们组织到模范少先队报》刊登表彰扩红成绩优异的和赤卫军中去。平时进行军罗荣桓等人的《光荣红版》事政治学习，进行野营训练，战时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主力红军要有意识地关心和照顾他们。打胜仗时可以让他们参加追击和打扫战场，以鼓舞他们的战斗情绪，使他们逐步适应战斗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再整排、整连、整营、整团地吸收他们参加红军。

　　八月二日，罗荣桓在《红星报》上发表的《瑞京兴国第一批野营的检查》一文，体现了上述思想。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出动五十万大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为应付规模日益扩大的战争，中共中央再一次提高了扩大红军的要求。罗荣桓被任命为扩红突击队总队长。他带了张爱萍等人深入到乐安、宜黄一带农村，挨家挨户进行扩红。

　　由于上面要求扩红的数字大、时间紧、任务重，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强迫命令的倾向。有的地方采用召开群众大会的方法，开会时把前后门都关起来，在简单动员后便要求到会的人十一报名，有一个不报名的就不散会。有的地方对不报名当红军的以封房子、没收土地相威胁。有的地方在不报名的青年家门口钉上“可耻牌”。有的地方又采取了哄骗或花钱收买的办法。

　　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提出，一定要坚持说服教育，反对强迫命令。要向群众讲清武装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的意义。他还指出，对参军的同志，当地党支部、工农民主政府、赤卫军、少先队要优待其家属，安排劳力为他们种地，以减少参军者的后顾之忧。

　　由于罗荣桓在扩红运动中做出优异成绩，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中央在《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中宣布，将罗荣桓、罗迈（李维汉）、毛泽覃等各突击队的领导者的名字“放在各报纸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版，在各种小册子、会议与报纸上解释与宣传他们的工作经验，教育全党同志”。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罗荣桓出席了在瑞金沙州坝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罗荣桓由于扩红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再一次受到表扬，获得一枚银质奖章。大会选举他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三月二十五日，《红星报》发表了罗荣桓的《赤、少队突击运动的初步检查》。文章指出，要完成扩红突击运动，最根本的问题是做好艰苦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克服抄写名册、会议举手通过等强迫命令的做法。

　　一九三四年三月，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之后，又集中主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进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由于在军事上是门外汉，便把指挥大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奥地利人李德。四月间，敌军逼近广昌。李德采用以堡垒对堡垒，节节抵抗的战术来应付，并提出了保卫广昌的口号。这时，罗荣桓也来到了广昌前线。他和十四师兼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住在一起。老战友重逢，当晚进行了彻夜长谈，互相交流了部队和地方上的情况。对于修碉堡，进行消极防御，他们两人都很不以为然。

　　第二天，唐天际接到了撤销他主任职务的命令。他回到住地后，罗荣桓看到他情绪比较低沉，关切地问他是不是不舒服，唐天际便将这个命令拿给罗荣桓看，并告诉他事情的原委。

　　在前几天看地形时，唐天际看到在广昌北面山上孤零零地修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碉堡，很不满意，指示部队在广昌南面河边修一个工事，准备一旦顶不住敌人时可掩护部队撤退过河。工事刚刚修好，李德来到前线。他看到这个工事很生气，在会上拍着桌子责问：“谁让在河边修工事的，这岂不是准备退却吗？这样做还怎么誓死保卫广昌？”在李德的坚持下，唐天际被撤了职。

　　无独有偶，罗荣桓自己也碰到过类似的事。一天，李德去阵地前沿视察。罗荣桓作为总政的工作人员也跟着去了。在阵地上李德用望远镜观察了一番，回过头来正好见到罗荣桓。他也不问罗荣桓是干什么的，便命令罗带一个工兵排去埋地雷。罗荣桓执行了命令，埋完雷回来报告。不料李德变了卦，又命令罗荣桓再去把地雷起掉。这时敌人离埋地雷处已经近在咫尺。罗荣桓实在不理解李德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让战士们去做无谓的牺牲，因此，没有理他。李德见状大发雷霆，跳着脚指着罗荣桓的鼻子喊道：“你不去，杀你的头！”这时，敌人的前卫已经踩响了几个地雷，而敌人的炮弹也已打到李德所在的工事周围。去起雷已经不可能了，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正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他又亲眼看到一些干部无端遭受处分，轻则警告、撤职，重则罚苦工、进监狱，所以，他对唐天际的处境十分理解。但是他并没有向唐天际诉说自己遭李德训斥的事，而只是平静地说：“咳，这是必然的嘛！现在到处都是这个样子。”停了一会，他又语重心长地向唐天际打招呼：“越是处境困难，越是要冷静。要暂时忍耐，遵守纪律，否则要吃亏。”

　　罗荣桓的语气十分平静，可心里却是波澜起伏。他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一九五六年他在谈起王明“左”倾宗派主义的一些做法时说：意见不一致，就一、二、三地争论嘛，以求得一致。宗派主义就不是采取这个办法，他们是：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送裁判所，送运输队，罚苦工。当时，很多同志怕斗争、怕批评、怕开会。那还得了，那样的话，一个人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尽管当时罗荣桓等许许多多干部都对“左”倾冒险主义的一套很不满，但他们无力扭转在五次反“围剿”中被动挨打的局面。广昌北山上那个碉堡只能放一个排，尽管在山坡上埋了不少地雷，但仍然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四月二八日广昌失守。

　　当罗荣桓回到总政时，得知根据地南线的门户——会昌城以南的筠门岭也已经失守。筠门岭失守的原因依然是李德推行了以堡垒对堡垒的消极防御方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可是李德却将责任推给下面。筠门岭的守备部队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被撤职批判后送到保卫局，其他干部也做了调整。总部已任命周子昆为二十二师师长，王开湘为政委，孙毅为参谋长，刘道生为政治部主任。

　　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委托罗荣桓跟刘道生谈话。

　　刘道生当时正在红军大学学习。他曾听过罗荣桓讲的红军政治工作的课，对这位老四军政委十分敬重。当他走进罗荣桓的办公室时，未免有点拘谨。罗荣桓亲切地招呼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又递给他一把芭蕉扇，让他歇口气，下下汗。然后很随便地询问他的经历、年龄。当刘道生不再感到拘束后，罗荣桓针对当时由于“左”倾错误而形成的赤白对立的问题，指出：“以前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我们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把不少中农当富农搞了。结果老百姓反水，受敌人欺骗，组织了什么守望堂、红枪会，什么反共自卫队，拿起土枪、梭镖打我们。这种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群众，无论如何不能开枪，只能耐心教育。如果有可能，可以召集他们开会，宣传我们的政策。以前把中农当富农斗了的，要通过复查改正过来。富农也要分田给他。”他还要求根据敌人情况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做好瓦解敌军工作，要揭穿敌人的欺骗，号召敌军士兵掉转枪口，和红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地主老财，共同对付国民党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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