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王妃音讯全无的丈夫

音讯全无的丈夫

　　一九四七年，我们开始了母女三人相依为命的生活。当时还是个食粮相当短缺的时期，主食大都是什锦菜汤、马铃薯、地瓜等等。慧生就读的学习院校地也是任由荒芜一片，冬天还得在没有暖炉的情况下，穿带着手套与外套上课。可以说是个相当艰苦的时代。

　　幸运的是，我还有可以依靠的双亲。贵族制度废除之后，我们便在日吉过着朴实平静的生活，从前具有侯爵身份的父母亲现在则是摇身一变，自己种蔬菜、蕃茄，也养鸡，并不忘时时补充我和女儿们的营养。刚从中国撤离回到日本的我，尚无谋生之力，只能仰赖父母亲的照顾，这让我心中满怀着对他们的感恩之情。

　　女儿们时常找我一起去拔草。住在满洲的时候时常藉此享受乡野游玩的乐趣，而如今却有别于当时的心境；在战后的现在，所感受到的尽是一种悲寂。

　　不过，小孩子们不同。他们一样是那么的快乐。慧生用小竹叶折了个小船放到小河里流。还会追着菜圃里的蝴蝶兜圈子，嫮生则是跟随着她在后面跑，快乐的嬉闹着。还有，慧生立志将来要成为小提琴家，所以日以继夜的专心练习，平常嘴里也不时的哼着旋律。记得也是在这个时期，她曾挖了一些紫堇种植在庭院内，还自己编写了一首有关紫堇的歌。看到女儿们活力充沛的模样，也激励我想为他们作些特别的菜肴，比方像是笔头菜、野芹、或是蕨菜等等。

　　但是，别离后的丈夫依然音讯全无。

　　不过，有时我会联系一些从西伯利亚撤离回来的人，向他们打听丈夫的消息。据说我的丈夫后来被拘留在哈巴罗夫斯克的收容所内。

　　他还活着。

　　当我听到这消息的瞬间，真是欣喜万分。于是开始在心里盘算着丈夫被释放的可能性、还有我们重逢的日子……虽然目前完全没有头绪，不过，只要他平安无事，就是一件值得令人高兴的事情了。我心中默默祈祷，希望他一定要能撑过收容所里的艰苦日子。

　　后来，我将所听到的消息个个串联起来，知道丈夫现在人平安，并且还在收容所里，教一位前将校的日本人学习中文。据说被强行带到祁达的皇上一行人，在战败之后又被转移到哈巴罗夫斯克的将校收容所里，当时是一九四六年的七月，也就是战败后的隔一年。还听说溥仪皇帝绝不和日本人打交道，反倒是溥杰，他则一视同仁，还加入了削马铃薯的行列。另外，听说那儿的伙食还依照阶级不同来划分。

　　如果有在外头劳动的人就有酬劳可以拿，并用来买东西。丈夫不但从周围人的身上受惠，拿到一些物品，还得到友善的照顾。

　　在收容所里的溥仪，一九四六年的夏天曾以证人的身分为日本的极东审判出庭。如今回想起来，那正是我和嫮生在哈尔滨面临生死关头、四处逃难的时候。

　　在苏联军的监视之下，尽管溥仪在审判时所作的证词有些许夸张的部分，但大致上倒也都符合事实。不了解关东军迫害行径的人，他们眼里也许会认为溥仪忘恩负义，但是从溥仪尚念在对日本皇室怀抱着尊敬之情，从而未加以任何批评的这份心意来看，我并不认为他心中起有任何的恶意。

　　尽管他作了这些证词，但并不代表就不会遭受日本人的危害，因此苏联政府便将他与外界隔离。他的房间是一号房。据说一号房到三号房是苏联当局的办公室，日本人是禁止进入的。

　　一九四八年之后，时局渐趋缓和安定。听说溥仪从一号房迁移到了九号房，与满洲国之前的大臣们共居一室。据一些撤离归国的人说，曾看见溥仪穿着木屐到侍仆们所种的菜园里，帮他们为小黄瓜、蕃茄插上木枝条，或是除虫等农事来排忧解闷。

　　不过，哈巴罗夫斯克长年寒冬覆地，很难得有青菜可收成。特别是在冬天，主要的食物都是些干燥的蔬菜与羊肉，据说常有人因为维他命不足而病倒；此外，因精神上支撑力不足而自杀的人也常有所闻。更可悲的是，有的人为了可以及早被释放，在狗急跳墙之下甚至向苏联密告出卖自己的同胞。

　　也许就是因为受到这种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才会使得那些从苏联地区撤退回国的人，各个看起来都是衣衫褴褛、一副饱受沧桑的模样。每次见到这些遭遇令人同情的人，就会让我想起身在哈巴罗夫斯克收容所里的丈夫，不禁伤感而泣。

　　到了一九四九年，从苏联地区的撤退事件告了一个段落，有关丈夫消息的来源也断了音讯。

　　不知他过的好不好？希望不要有什么意外发生才好……

　　我的心真的好痛，但还是没有任何音讯。之后又发生了朝鲜动乱，接着从中共地区出来的撤退人员当中，有一位是从前在我们家工作的女佣。她告诉我当时的北京电线杆上到处贴着“拿下日本！”“皇帝不是战犯！我们必须极力保护他的安危！”等宣传标语。

　　朝鲜半岛的战火蔓延迅速，本以为共军会以破竹之势攻入南朝鲜，却万万想不到，传说麦克阿瑟将军心里打的主意其实是想反击当时被苏联所占领的满洲地区。

　　“音讯全无的丈夫、还有皇上到底身在何方？该不会又卷入了战争的纷乱之中？”我愈想愈担心，于是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开始逐一寻访从中共地区撤退回来的人。虽然问到的每一个人都不清楚实际的状况，不过其中比较可信的说法有：“皇帝一行人被拘留在哈尔滨的郊外某处”以及“人在抚顺地区的收容所”。但哪一边才是真的？我只好推测，他们可能受到朝鲜半岛战乱的波及而从抚顺移动到了哈尔滨。

　　另外，我也试着写信给在北京的醇亲王，但是并没有任何的回信。有一天，有一位嫁给二格格丈夫胞弟的日裔美国妇人突然来我这儿拜访，这也才让我得以了解到北京的现况。

　　听说除了二格格的丈夫之外，其他人的丈夫都还被扣留在苏联，只有二格格、四格格、五格格平安无事回到了北京。还有，醇亲王被迫将北府转让给政府，并在财产分配完毕之后，自己买下了原是某大臣的邸宅，住了下来。

　　然而最令我担心的还是丈夫的安危。至少要知道他到底被扣留在何处？之后我写了好几封信给中国红十字会和瑞士红十字会本部，但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

　　日子就在我烦恼丈夫的处境之下，一天天的过去了，两个女儿一转眼已经长大了许多，老大慧生也即将进入初中就读。

　　因为有两个女儿，所以很容易发现她们各自性格上的不同之处。相较于慧生的文静、与思想上的沉着，小女儿嫮生就完全相反，是个十足的行动派。本来希望她能和慧生一同学习音乐，但善变的她却说不喜欢钢琴，毅然决然就放弃了。

　　讲到嫮生，还有一件事颇令人难忘。

　　在我们刚回到日本不久的时候，遇到一次强烈地震。那次地震发生当时，有过关东大地震经验的母亲，在第一时间内便冲到屋外，我则是跟在她之后，待我回头一看嫮生，她却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在家里走来走去，嘴里直嚷着：“好奇怪，怎么这么奇怪。”任我们怎么叫她，她也不出来。

　　地震停了之后，我告诉她这种时候要先逃命。但这对在大陆生长、全然没有地震经验的嫮生而言，似乎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当然，往后回想起来已成笑话一桩，不过对嫮生来说，却是件令她感到惊天动地的难得经验吧！

　　在丈夫生死未卜的这段不安的日子里，我专心一意的投入两个女儿的教育，将他们培育成优秀的人才，就是我生存的价值，也是对丈夫的爱始终如一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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