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汉生回忆录第十章南下襄南(4)

第十章南下襄南(4)

　　南下途中，我们利用行军间隙对全体干部进行了深入的会合教育，树立起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观念，虚心向孤悬敌后坚持抗战的英雄的新四军5师学习，决不可因来自延安就自视甚高，自以为是。会合以后，我们亲身感受到新四军同志对八路军战友的一片兄弟情谊，从5师和边区领导到襄南分区的干部群众都对我们非常热情、非常尊重，张口闭口“向老大哥学习”，尤其是在安排使用上表现出博大的胸怀、无私的风格，在工作中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令我们深受感动。

　　在隆重热烈的联欢之后，在不绝于耳的称颂声中，我们牢记中央指示，保持清醒头脑，明确一个认识：当来到新的地区以后，我们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都变了。直接领导者不再是八路军120师的贺龙、关向应，不再是中央党校的毛主席、彭真等老领导，而是新四军5师和鄂豫边区的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这些新领导；被领导者也不再是过去熟悉的老部队、老部下，而是还不熟悉的新部队、新部下。因此，怎么样服从5师新的领导、团结襄南原有干部？这是我们特别注意的问题。

　　我们把中央提出的任务、要求概括成一个口号，叫作：“服从新的领导，团结原有同志，开展对敌斗争，扩大部队，扩大根据地。”这个口号叫得非常响亮，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是十分明确的，在工作中也是十分注意的。

　　1945年3月10日至20日，在潜江具熊口镇，襄南地委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我传达了党中央和5师、边区党委的指示、要求。方正平和我两个原任、新任地委书记分别就“襄南发展”与“党内团结”作了报告。

　　我在报告中首先谈了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问题。

　　处理党内关系的目的，在于打倒敌人，团结自己。毛主席告诉我们两句话：对敌人是“狠”，对自己是“和”。否则，要想达到战争胜利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党内的同志，应该是团结的，是“和”的。

　　少奇同志指出，我们对自己“和”的方面没有对敌人“狠”的方面明显。即是说“和”的方面不够，往往有些小问题争论不休，闹意见，闹纠纷，使矛盾扩大，没有整套的好办法。因此少奇同志告诉我们，对自己“和”方面要反省一番。党员与党员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过去是否采取了“和”的方针，要每个同志自己反省。

　　“和”不是一团和气，而是用必要的正确的思想斗争来达到团结。如党内有意见分歧时要进行思想斗争，但斗争的目的是要达到团结，斗争不能过火。为了达到团结，在方式上要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来反省自己。反省不在于痛骂自己，而是要深刻地实事求是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今后如何改正自己的错误，达到“和”的方针。

　　领导干部要团结下层干部。下层干部犯了错误，领导干部要批评他，这是替他撑腰，要帮他把错误及其责任搞清。犯错误的干部自己应当负一部分责任，领导干部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如搞不清会降低干部工作的积极性。

　　领导干部要团结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别人不同意自己意见的时候，或别人同意自己意见带勉强的时候，可要大家经过酝酿求得意见的一致，不同意之处可尽量从思想上说服他，只有二三人不同意也须来一次酝酿求得解决。这也是团结干部、达到“和”的很重要的一点。

　　在报告中，我着重谈的另一个问题是山头主义。

　　毛主席说：山头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亲疏关系。往往是在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出形成一个山头。原因之一，来拿毛主席话说，是长期的农村根据地分割形成的，所以山头的形成也是必然的。原因之二，是党内教育不够。山头主义与宗派主义不同，宗派主义有错误的纲领、错误的思想、错误的组织活动，宗派主义在延安整风中已经受到党内的反对。毛主席说：宗派主义没有了，今天存在的就是山头主义。

　　今天党内的山头主义是存在的，如何来解决呢？客观原因的消灭，只有争取革命胜利以后才能消灭。所以目前只有从主观上加以教育。

　　第一，要承认山头。因为客观原因长期存在，我们只有承认了它，才能重视它，设法改正它。

　　第二，要照顾山头。说照顾山头，不是照顾自己的山头，而是照顾别人的山头。照顾它，是否给以平等待遇就可以了？这样下妥当。对别人的山头要特别照顾，并且要给以优先权。往往在物质上要发生问题，要注意。别人的山头来了，提出来要人家照顾，这也是不对的，不但不会消灭山头，相反会使山头增加。

　　第三，要改造山头。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应该对自己这个山头多加教育，要多照顾别人，多反省自己，要诚恳地帮助别人，要设法了解人家，同时也使人家了解自己。这样才可能解除彼此之间的亲疏关系。

　　我的这个报告，所讲的实际上是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指示精神和延安整风的一些基本精神。这些精神是我们处理问题、搞好团结的思想依据和工作方法。

　　在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我们围绕着团结与发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用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来统一大家的思想，规范大家的言行。我们把团结与发展联系起来看，看到没有紧密的团结就不会同心同德的奋斗，也就不可能实现大发展，不可能赢得抗战的胜利。

　　襄南的干部来源广，成份多：有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也有四面八方的外来干部；有抗战中成长起来的新干部，也有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的老干部；有根据地自己培养的工农干部，也有从敌占区和大后方武汉、宜昌、重庆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而分区和各县主要领导干部则大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开创根据地的5师干部，一部分是受命于发展的南下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亲疏关系和山头问题，是搞好党内和干部队伍内团结的关键。要解决好这个关键，主要是看我们南下来的同志做的怎么样，首先是看我这个书记做的怎么样？

　　我是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我的一言一行对下属、对全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基本上都在军队里工作，带兵打仗和做军队政治工作，对地方工作很不熟悉；虽然先后担任过政治委员和党的书记，但主要是在一个大的编成内、在上级统一号令下行动。象现在这样，担任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书记，主持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领导几百万人口、上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根据地，对我来说还是头一回。我没有经验，情况不熟，压力很大，担心假若出点小乱子都可能影响党的任务的完成。

　　因此我在工作中要求自己，一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鄂豫边区党委的指示，切实结合襄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二是紧紧团结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老老实实地向当地原有干部学习，向身边的同志学习，向襄南的父老兄弟学习，从他们那里了解情况，吸收经验，听取意见，集中大家的聪明才智，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三是冷静克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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