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汉生回忆录第九章延安四年

第九章延安四年(1)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一面以坚韧不拔的意志，领导敌后抗日军民顽强斗争，苦度难关；一面以宏伟远大的气魄，首先在延安、继而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学习马克思主义、整顿党的作风的伟大运动，从而为克服严重困难、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我从1941年至1944年在延安学习、工作了四个年头。在土窑洞里，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在延水河边，我沐浴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洗礼；在宝塔山下，我认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延安，这是我们一代共产党人的思想故乡，是我们心中的革命圣地。

　　§求学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参加者，对于革命理论的掌握，大体上不外乎有这么两种情况：

　　一种是占少数的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对救国救民之策的探索，通过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首先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而后运用这种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例如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革命先驱和党的领袖，以及我所熟悉的周逸群、关向应、任弼时等军队政治工作领导者。而像王明那种只会背诵马克思列宁著作中的词句，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用教条主义吓唬、蒙骗人们，危害革命事业的人，自然不能属于此例。

　　另一种是占绝大多数的普通的工农群众，无法忍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迫，逼上梁山，首先投身于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实践，而后在共产党的引导下逐步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例如彭德怀、贺龙等这样一些从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以及广大指战员。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开创出一条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道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群众的结合，构成了中国革命的浩荡大军。

　　对于我们工农出身的同志来说，在积极参加斗争实践的同时，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乃是一项十分必要、十分紧迫的任务。这也是我参加革命队伍后追求多年的宿愿。

　　我是在党和贺龙同志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在紧张的战斗中，我逐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也摸索到一些打仗带兵的经验和做政治工作的方法，对党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有所提高。

　　同时，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和部队的壮大，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的理论水平、思想水平、工作水平都显得太低了，理论上缺乏系统的学习，思想上还有不少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工作上也常常带有盲目性。

　　因此，我一直渴望有机会能系统的学习、提高。每当看到身边的战友一批又一批地进“红校”，上“抗大”，我心里总是羡慕不已；每当听到这个或那个同志讲话都能大段大段地引出理论根据，我总是佩服得不得了，要求学习的愿望越来越急切。

　　长征结束后、抗战爆发前，曾有两批干部去延安上红军大学，我找到贺关要求学习，却没能如愿。

　　1938年夏，为了能到延安上抗日军政大学，贺炳炎和我跑到关向应政委那里，争了五六个钟头，关政委被磨得没办法了，最后决定两个去一个，叫贺炳炎去了，我还是没去成。

　　1939年冬，120师组织了一个干部训练大队，又叫“高级读书班”，抽出部分营以上干部进行短期轮训，我调去当大队长，边带队边学习。我们这个读书班由延安马列学院来的教员文山、甘惜芬讲授唯物论与辩证法，每天除了下早操、晚操就是上课、自习，隔几天还要考试。

　　不久日军进行“扫荡”，我们一边游击一边学习，每天跟敌人转山头，转到哪里停下来就开课，找一块向阳背风的地方，石头当凳，膝盖当桌。虽说条件十分艰苦，可我们学得还是满认真，满不错呢！学唯物论时，大家兴趣十足，联系工作搞清楚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讲辩证法时，大家也学着辩这样，辩那样。可惜只学了两个来月，就因为晋西事变发生而仓促结束。

　　1940年春，为了对付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阴谋，师部率358旅在黄河边的临县、离石驻防了一段时间。我们听驻河西的359旅同志讲，他们送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的干部提高得很快，毕业后变得怎么不得了。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41年1月间，冬季反“扫荡”胜利结束，晋西北的战局刚刚稳定下来，贺关下决心从部队中抽出一批军政主官送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我716团一下子就去了三个，团长黄新廷、政治委员廖汉生、营长张树芝。其他人有715团团长顿星云、2团团长傅传作、358旅政治委员李井泉、副旅长贺炳炎、独1旅政治委员朱辉照等，共是十几个人。

　　多年的求学愿望终于实现了，而且是到向往已久的延安去学习，我心里高兴极了。我们告别了贺关首长和部队，西渡黄河。路过绥德时，359旅旅长兼绥德警备区司令王震邀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一天，而后匆匆赶往延安。

　　我曾在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5月参加党的苏区代表会议来过延安。转眼之间四个年头过去了，延安这座默默无闻的陕北小城，在抗战风云中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革命圣地，成为领导敌后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成为造就中华民族抗日精英的大熔炉。

　　我们一行除李井泉同志另有去处外，全都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安排住下来。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新挖的窑洞里，拥挤、潮湿。吃饭就是一桶小米饭，一盘青菜，顿顿如此。对于生活上的单调、清苦，谁都没有怨言，问题是住了好几天，入学的事情还未办好。正巧延安新成立一所八路军军政学院，专门培训军事政治干部，正适合我们学习。组织上就决定我们这些人不上马列学院而是进军政学院学习，可是军政学院一直没有人来安排我们。我们这些刚刚从烽火前线下来的学子，整天闷在窑洞里扯“乱谈”，实在无法忍受。大家等不下去了，一商量，干脆自己找军政学院上学去！

　　我们打听到军政学院的副教育长是陈伯钧。长征中2、4方面军会师，陈伯钧调来当6军团的军团长；抗日编队时他当359旅旅长，率718团留守陕甘宁边区。他是我们的熟人。我们把背包背上，东西提上，直接找到军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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