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汉生回忆录第三章调入红三军(7)

第三章调入红三军(7)

　　师部有一个重新登记的优秀青年团员干部，卢冬生和我动员他加入党，他不相信我们的话，跑去问关向应政委：“我可不可以入党？还抓不抓我的‘改组派’？”直到关政委当面向他保证，他才同意我们介绍他入党。

　　党员登记中的思想顾虑，主要是来自对大抓“改组派”的恐怖情绪。这些同志不是对革命有什么二心了，而是对参加党害怕了，或者说是“心有余悸”。由于“肃反”扩大化捆杀的大多是党员，是干部，人们认为党员、干部等于“改组派”，“改组派”等于杀头，我不是党员，就抓不了我的“改组派”，也就杀不了我的头。人们不是一般的怕杀头，当红军还不是照样要被反动派杀头吗？是怕被莫名其妙地当作反革命杀头。因此当时人皆不愿当干部，不愿入党，老党员则不愿承认自己是党员而重新登记。

　　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指战员不敢参加共产党，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不肯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这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悲剧！由此可见，左倾路线把我们党的形象和威望毁坏成了什么样子！

　　尽管困难不少，我们仍然耐心而细致地做着恢复党团组织的工作。那一段时间，我每天背着一个装满党员登记表的皮挎包到处跑，一个一个地动员、解释，一个一个地登记、发展。

　　全军政治工作人员经过一番努力，成效显著，重新登记和新发展的党团员逐渐多起来。到9月份，全军党团员总数达到436人，其中党员267人、团员196人，大部分是重新登记的，新加入的也有数十人。

　　在军内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的同时，红3军在黔东的沿河、德江、印江、松桃和川东南的西阳、秀山等地开展了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初到这里时，群众不了解我们，纷纷跑兵，躲进山林岩洞。经过喊话宣传和严守纪律的感召，群众看出这是一支真正为贫苦人谋利益的队伍，纷纷走出来。红军宣传队、地方工作队深入到村寨摸清情况，而后召集群众大会斗争土豪，把没收的不义之财分给贫苦农民。

　　开始许多人不敢要，怕土豪报复，我们这些新干部也不晓该怎么搞。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就亲自出马，带领我们在夜晚背着苞谷、衣物、银元送上门去。主人家不敢开门，贺关教我们把东西靠在门上而后离去，主人家打开门，东西倒进门里，他悄悄收起来，土豪也不会知道了。我们就这样把群众发动起来，建立了农民协会和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

　　为了保卫根据地、扩大工农武装，红3军抽调一批军事干部到各地帮助群众组织游击队。贺炳炎带着管理科十几个受冤屈的干部，下到沿河，很快组织起几个游击大队，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沿河独立团，贺炳炎当团长。不久，沿河独立团与由神兵武装改编的黔东纵队合编为黔东独立师，贺炳炎当了师长。

　　黔东一带神兵力量不小。红3军一进黔东就发布了《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界神坛诸同志书》，把几支神兵收编过来，加以改造，使它们成为反抗反动统治的游击武装，有的还编为红军“特科大队”。

　　黔东群众有的参加了游击队，有的当了红军，也有的帮助红军打探消息，侦察敌情。

　　有一天，我在枫香溪看到一个没有胳膊的人在饭馆里用脚夹着筷子吃面条。我觉得稀奇：“这个人手都没得，还吃面条！”没过多久，我听到从敌人那里传出的消息，说这个人是贺龙的探子，被团防捉住，在某个县城里给杀头示众了。当时红3军的便衣侦察队吸收了不少这样的人，他们扮成卖药的、算命的、说书的、耍把戏演猴戏的，三教九流，各色不一，或搞侦察，或作内应，搅得敌人草木皆兵。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一个以川东南西阳和黔东沿河为中心包括印江、德江、松桃、秀山等县的游击根据地初具规模。在沿河县铅厂坝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

　　7月的一天，桑植县的谷佑箴引着中央交通员找到红3军驻地。谷佑箴是桑植县洪家关横路湾人，他的家是一个秘密交通点。红3军与党中央失掉电台联络后，就只有靠陆上交通。中央的交通员从江西苏区辗转到湘西，找到谷佑箴家，再由谷佑箴引到了黔东。他们带来了党中央给湘鄂西分局的指示信和六届五中全会文件。信和文件是用药水密写在交通员的白布衫上的，用药水洗后又显现出来。

　　中央指示信对“肃反”扩大化和解散党团组织提出严厉的批评。湘鄂西分局在西阳的南腰界开会，作出决定表示完全接收中央的批评，在坚持“我们与反革命的改组派作了斗争，这是正确的”前提下，检讨了由于“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而将反革命力量反扩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导致“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的中心的根本错误”、“解散党和团组织的错误”，造成了“不能击破敌人的围剿及固守新创造的苏区”，“陷于无目的无前途的流浪着”的局面。红3军公开宣布取消计划中的“第五次肃反”，使长达两年的“肃反”运动终于停止下来，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逐步缓解。

　　此后，对尚未登记的党团员的党籍团籍加快作了恢复，政治干部也作了进一步配备。鉴于7师没有政委，就把朱绍田调来7师当政委，把我从7师调到9师当政委。7师宣传队长杨秀山接替了我的师委书记一职。我离开7师时，把党员登记表连同皮挎包一起移交给了他。

　　9月中旬，湘鄂西分局在西阳南腰界再次召开会议，我们师、团干部都参加了。人多，屋子里装不下，就在军部屋外的树林予里开会。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同时总结了重返湘鄂边、游击湘鄂川边、创建黔东苏区几个阶段和二、三、四次“肃反”的情况。

　　夏曦对湘鄂边的失败以及没能及早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做了一点自我批评。他讲：“我犯了错误。”

　　我们9师26团政委汤成功接上来，给夏曦提了个问题：“你是党的书记，为什么要犯解散党这样的错误？”

　　这一下夏曦不干了，大发脾气。

　　贺龙也火了，批评夏曦说：“你自己既然也说犯了错误，别人问一下，有什么不可以？怎么就火啦？”

　　两个人当场吵了起来。我们师、团干部除了卢冬生外，都是第一次在这种会议上碰到这种场面，谁也不晓说什么好。会议开不下去了，未果而散，没能进一步揭露左倾错误，也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错误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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