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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贺民英游击队(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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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时她与表兄谷吉廷成了亲,协助丈夫进行反对满清的斗争,夫妇双双参加了反清团体哥老会,分别被推举为“龙头大爷”和“凤头大姐”。在他们的影响下,贺龙也加入哥老会,拉队伍 、搞武装,以后因谷吉廷年纪大些,思想也保守一些,与贺龙有了分歧,各干各的。谷吉廷一度接受常澧镇守使唐荣阳的委任,当上支队司令,不久就被唐荣阳用武力提了枪,谷吉廷和贺民英逃回家乡,在杜家山的鱼鳞寨重整旗鼓,与官府豪绅作对。 湘西军阀陈渠珍指使部下余连长,也是谷吉廷的旧友,在洪家关摆下“鸿门宴”,把谷吉廷整死了,随谷赴宴的弁兵只有徐焕然一人带枪冲了出来,跑回鱼鳞寨。亲人的惨死,使贺民英看到,在这个官匪横行、虎狼当道的世界上,要想不受欺辱、不被宰割地活下去,只有拿起刀枪。丈夫生前拉起的队伍,一些人散去了,一些人留下来,拥戴贺民英带领着大家继续干。 为了生存,为了报仇,贺民英没有别的路可走,她接过丈夫的队伍,在鱼鳞寨上竖起“打富济贫”的旗帜。在这一阶段,贺家姊妹由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转变成旧世界的造反者。她们的目标还不高,是要生存,要反抗。她们的队伍也不大,多以亲戚、朋友和丈夫的旧部为主。她们的反抗,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发性、盲目性、狭隘性。在她们的身上既表现出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同时也沾染上一些江湖习气,象贺民英还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毛病,这都是由她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自身的经历所决定的。但是,主流是反抗恶势力。 后一个阶段,投身工农革命。 在大革命及其以后的年代,贺家姊妹受到工农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受到贺龙的直接影响。贺龙北伐到武汉,就写信叫贺民英去。她从桑植出发,一路走,一路看,沿途各地工农运动 如火如荼,显示出翻天覆地的力量。她在汉口住了几个月,形势起了变化,国民党右派露出仇视工农运动的嘴脸,武汉国民革命政府的一些人也开始动摇,贺民英从贺龙那里要了一批枪,又筹款买了一些枪弹,返回家乡。 她回桑植后,不仅带回了武器,也带回了新思想。从此,她把个人的抗争同工农革命联系在一起。关于贺民英的武汉之行,贺龙在1962年11月的一次谈话中告诉我:“贺民英的思想变化是从农民运动中受到启发。以后,又受了我的影响,有革命的英雄主义思想”。“在汉口时,她就告诉我,你靠那些国民党左派靠不住”,贺民英也对我谈过与武汉之行有关的一件事。那是她从汉口回来经过长沙时,遇见在省城读书并从事革命活动的桑植籍学生、共产党员朱孔华。应朱的要求,贺民英给了他一笔钱,作为费用。不久,朱孔华在常德惨遭枪杀,贺民英对他的死深感惋借和愤慨。 她们的思想有了新的转变,眼界开阔了,目标也提高了,积极投身到工农革命中去。她们从同情到赞同共产党的主张,从支持到参加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斗争。她们自己也从传统的农民造反者转变成接受了新思想的革命参加者。这个阶段,是贺家姊妹一生中最光彩、最重要的阶段。 贺家姊妹从1928年洪家关“聚义”时起,为党和红军做了许多事情。我看,起码有这样五件事,或者说是五条贡献。 第一条,1928年贺龙、周逸群等受党中央派遣回洪家关组织工农革命军,贺家姊妹把自己的队伍连人带枪都交给了贺龙,交给了党,成为工农革命军的重要来源之一。后来只是由于斗争的需要,贺龙又退了一部分人枪给她们。她们这么做不光是出于对贺龙的姊妹情,如果对革命一点印象都没有,是不可能这么做的。 我记得贺民英最先把自己的队伍交出来时,曾对贺龙讲:“带队伍你比我强,但你没队伍;我有队伍,但带队伍不如你。我把人枪都交给你。”贺民英所以能够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一种“龙胜于英”的思想。她从多年的斗争生活中,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带队伍 、搞武装,贺龙比她强,当了共产党的贺龙就比她更强。这种“龙胜于英”的思想,反映出她对贺龙的认识和支持,对革命的认识和支持。 第二条,在工农革命军几起几落的困难时期,贺家姊妹给了力所能及的支援。1928年底,贺龙率部从石门转战回来,贺民英、贺戊姐相继派人送去了东西,贺民英还对贺龙谈了自己的建议。 对这件事,贺龙在1962年向我谈道:“我们队伍从石门失败回来,大姐问,你们有好多CP、好多CY?还说队伍就是要伍,要整顿,要多流动,才能强大。她给队伍送来棉衣,解决大问题。” 第三条,在红军主力东下洪湖以后,贺民英、贺戊姐、贺戎姑上了四门岩的大山,坚持反“围剿”斗争,并且招待、掩护了一些红军伤病员和党与苏维埃的干部。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相继撤走后,她们仍然在山上坚持,一直坚持到红军主力回来。 第四条,贺家姊妹的队伍虽然没有正式的游击队番号,队伍里面也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但是她们是坚决跟着贺龙、跟着党的,她们的队伍是党影响下、领导下的游击武装。贺民英本人曾先后两次提出过入党要求,尽管她到死也没能入党,但那不是她本人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组织上认为她在党外更方便些。 后来我到红3军工作又了解到另一个原因,就是湘鄂边苏区和红3军的党组织都被左倾路线给解散了,贺民英自然不可能再加入党。 第五条,贺家姊妹是为革命而死的。贺民英、贺戊姐是在同一天、同一地点被敌人枪弹打死的,贺满姑是被敌人抓去后一刀一刀刺死的,贺戎姑在丈夫刘玉阶当红军营长牺牲后,病逝在最困难的1934年。 在湘鄂边反“围剿”的艰苦岁月里,我目睹了贺家姊妹对党的无私奉献,对革命的坚贞不渝,对敌人的绝不屈服。斯人虽已去,风范永存留。我永远怀念她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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