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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贺民英游击队(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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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盼回了红军,又要分手,我们有好多话还没来得及说呢。贺民英郑重地向贺龙、关向应提出:“我跟着共产党干也有这么多年啦,我要加入共产党!” 关向应政委回答她:“大姐,你有你的关系,你有你的影响,留在外面,活动起来更方便些。” 听到这番话,贺民英没再说什么。 我也有我的想法。我那时年少气盛,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就当着贺龙、贺民英、贺戊姐的面说:“朱胜文原来跟我差不多,现在人家都当师长啦,我还是个游击队员。我不干了,我要跟红军走!” 贺民英不同意,贺戊姐也不愿让我走。我不听,埋怨她们:“以前都是你们拉着我,要不我早就在红军里了。这次不行,我一定要走!” 贺戊姐被我闹得没办法,呜呜地哭了起来。 看到这个情景,贺龙劝我说:“汉生,你还是不要走了,留下来吧。”贺龙发了活,贺戊姐也把我哭软了,我只好同意。 为了满足我的好胜心,贺民英“提拔”了我一下,叫我担任游击队的文书,掌管她的名章。那个章子是金子铸的,有指甲盖那么大,每次要用时先由我根据她的口述写张便条,再盖上章子,这样就算是游击队的公文了。 红军向桑植进发后,我们住到鹤峰太平镇洞长湾徐焕然的家里。大家心想,红军有这么多人枪,拿下桑植城肯定没得问题。结果过了半个来月,一直得不到什么消息。已经到年根了,贺民英、贺戊姐两姊妹着急起来,都想回桑植老家去。 贺民英把我和刘烈璜找去,说:“我想回桑植看看去,老家已经多年没回去啦,我要回去,看看老家,看看老朋友。” 是啊,从1929年随红军退出桑植以来,我们就一直在桑鹤交界的大山里打游击,一直没有回过家。在四门岩,我妈妈把肖艮艮母子三人接回家,也不知她们现在怎么样了? 我和刘烈璜一人背着一支驳壳枪又上路了。刘烈璜的妈妈在前边给我俩个探路,作掩护。我们从四门岩翻过五道水的大山,进入桑植县境,整整走了两天,到了樵子湾我的家。第三天到泉峪贺戊姐的家,戎姑正在那里。住了一晚,我和刘烈璜直奔桑植县城。 我俩走到离城不远的饯行岭,已经可以望见城西渡口了,发现情况好象不大对头。饯行岭本是出城一条要道,古时出远门的人就在这个岭上饯行告别,现代虽然不饯行了但进出县城人来人往仍很多,可是这天却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 我俩下岭又向前走了一段,碰到几个匆匆赶路的老百姓,他们讲:“红军昨晚上已经出城走了,现在周矮子的队伍正在进城。”周矮子是湘西军阀陈渠珍的一个旅长,名叫周燮卿。 我俩又折回来,走到泉峪时,红军就驻在泉峪的山上宿营,于是放心地在戊姐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红军又走了。我和刘烈璜随后又紧紧迫赶,顺路把戎姑、我的妻子孩子一起带上。 途经鸭儿池时,有几个人提着大刀、麻袋要干掉我们,下我们的枪。我们打了几枪,吓跑了那几个人,而后紧追红军,追到叫“一碗水”的地方终于追上了红军后卫侦察队。宿营后,我们见到了贺龙。在军部的村旁住了一晚,贺龙叫我们先回鹤峰去。过了春节,红军也返回鹤峰。 §血洒洞长湾 红3军在桑植没站住脚回来后,在鹤峰、巴东、建始、恩施、宣恩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恢复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建立赤卫队、游击队,并在鹤峰走马坪与卢冬生率领的独立师会合,而后将全军缩编为7、9两个师。 3月间,敌军一度攻占了鹤峰城,红3军退到太平镇。我随贺民英到了军部。从几年来的游击生活中,贺民英和我们都深深感到:象过去那样孤零零地活动,力量太小了,只有紧紧地与党和红军靠在一起才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因此,我再一次提出要跟红军走。贺民英则向7师政委、负责湘鄂边游击队工作的陈培荫第二次提出入党要求。 陈培荫也象关向应政委一样对贺民英解释说:“大姐,你够条件,但是根据你过去的情况还是暂时留在党外好,” 离开军部时,贺龙、关向应对贺民英讲:“根据过去你们在湘鄂边坚持的情况,大姐你这个队伍还可以扩大些。”他们叫军部拨给我们几支步枪和一些子弹,说:“你们还是回洞长湾去,扩大武装,把附近村子里的贫苦农民都组织起来,成立赤卫队。” 这次见面之后,红军主力又去别处活动了,我们仍留在洞长湾。贺民英按贺关说的,集中了太平镇附近村子的一些贫苦农民,发了枪,成立了赤卫队,实行联防,分散务农,集中练兵。 5月,敌周矮子(周燮卿,旅长)、朱疤子(朱际凯,团长)率部围攻鹤峰城,各地团防乘势进攻游击队、赤卫队,太平镇一带的团防罩福斋也蠢蠢欲动。 这时正值插秧时节,各村的赤卫队员们白天要各回各家插秧,晚上再集中起来驻防。几天下来,大家都感到非常疲劳,就连苦了一辈子的贺民英也觉得有些吃不消了。 于是,她对大家讲:“这样大累啦。你们把秧插完再来,晚上就各回各家休息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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