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汉生回忆录第二章贺民英游击队(2)

第二章贺民英游击队(2)

　　我们这里有吃有住，能打能藏。在情况紧张时，湘鄂边特委和苏维埃的人员也上了四门岩，敌人退走了，他们就下山回到鹤峰城，情况紧张了再上来。红军伤病员和一些家属也时常到我们这里来休养、躲避，特委委员、桑植县委书记杨英就在割耳台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在山上始终同党组织和苏维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贺民英有时亲自去，有时派我代她去，找特委书记周小康，找鹤峰县委书记兼苏维埃副主席郭天明，找农会特派员、我在常德二师附小读书时的级任教员刘植吾，找独

　　立团团长王炳南、经理处主任谷容年，主动接受他们的领导，互相通些消息，互相给予帮助。

　　1932年6月，就在敌军“围剿”日益疯狂的时候，苏区内部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由贺炳南率领的桑植县游击大队发生叛乱，贺沛卿、王湘泉也裹在其中。

　　贺炳南是桑植洪家关人，当过工农革命军大队长、红4军游击司令，后因违犯纪律被撤了职，他带着一些人枪回到桑植槁武装，红军二下洪湖时任命他为桑植县游击大队长。

　　贺沛卿是桑植罗峪人，贺龙北伐时的一个排长，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家。贺龙回洪家关聚义时，贺沛卿有两杆枪，他和妹夫王湘泉各背一杆，手下还有几个人，参加了工农革命军，以后一直跟到贺龙身边，从特务连长当到营长、团长。赤溪河大捷歼灭向子云部，贺沛卿被传为“一蒲扇就把敌人扇下河”的神奇人物。红2军团驻在走马坪时，他和王湘泉俩请假回桑植探家。红军走后，我随贺民英从走马坪回割耳台，半路碰上他俩急急忙忙去赶队，后来他俩没赶上又返回来，到了桑植县游击大队。

　　贺炳南与贺沛卿、王湘泉都在红军里战斗了多年，很能打仗，贺沛卿、王湘泉还加入了共产党，他们对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建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在离开红军主力后，贺炳南等与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桑植县委书记杨英发生了分歧，特委、县委不信任他们，他们也不服从特委、县委的指挥。

　　桑植县游击大队与在鹤峰县活动的湘鄂边独立团也发生了矛盾。开始这两支武装的关系不错，有了敌情互相通报，互相配合。后来有一次，游击大队要求独立团配合，独立团因为有战斗没能赶去，贺炳南等便对独立团怨恨在心，当独立团受湖北这边敌军压迫退入桑植向游击大队借粮借弹时，贺炳南等挟嫌报复，拒绝支援，独立团数战不利，站不住脚，不得不退出鹤峰。

　　贺炳南等又借口特委不信任他们，要缴他们的枪，竟然进行叛乱，叫喊着所谓“反共不反贺”的口号，打死了桑植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杨英、县委委员李少栋，接着闯上四门岩特委驻地，提了贺龙派给蹇先任的警卫员朱绍田的枪，打死了独立团经理处长谷容年，特委书记周小康因外出得以幸免。事件发生后，特委会合了独立团，转往洪湖找红军主力去了。这个事件是贺炳南的主谋，贺沛卿、王湘泉也跟着一块干了。

　　贺炳南等人的叛乱是一起十分严重的事件。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借口，实际上是走上一条以武力对抗党的领导、毁灭革命的道路，给湘鄂边苏区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也使自己走向了毁灭。叛乱之后，贺炳南把桑植游击大队拖到方头山上自立山头，结果被国民党团防包围，消灭了，贺炳南死后被砍了脑壳，提到桑植城示众。贺沛卿、王湘泉带着十几个人死里逃生，爬上四门岩躲藏起来，不再有什么大的活动。

　　§山中岁月

　　1932年下半年，湘鄂边苏区陷入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敌人到处烧屋，到处屠杀，对苏区人民进行血腥的报复、镇压。特委巡视员麦先为、农会特派员刘植吾等一批干部被敌人杀害，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远走洪湖，桑植游击大队被消灭，整个湘鄂边只剩下几支零星的游击武装。但是，苏区人民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敌人全部占领了苏区城镇、大道后，又上了四门岩山区“清剿”，我们的驻地割耳台也遭到团防袭击，敌人搜去了埋藏的粮食，毁掉了正待收割的庄稼。于是，我们把一部分妇女孩子送下山去。我这时已经有了一女一子，女儿2岁，儿子1岁，带着打游击很不方便。我写信要我妈妈来，把妻子、两个孩子和谷大妹接回桑植我家去。

　　我们从割耳台转移，钻入四门岩山区更高更密的深山老林里，千层壳、梯子岭、鸡公嘴，从这些小地名上就可以推知其地势的险恶、陡峭。这里是人烟绝迹的原始森林，林深草密，不见天日，没有人家，只有狼虫虎豹、狗熊猴子出没其间。我们原有两匹马，用来驮东西和病号，把马放进林子里吃草时竟被老虎咬死了。

　　山下到处是敌人，严密封锁，频频搜山，扬言要把我们困死、饿死、冻死在山上，我们则要坚持下去。我们坚信：红军一定要回来的，贺龙一定要回来的！就是死在山上，也绝不向敌人屈服。当然，我们也不会那么容易被敌人整死的。

　　冬天到了，大雪封住了山路，敌人的搜捕仍不见缓和，山上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贺民英带我下山去摸情况，找粮食。山下村子里正住着敌军，我们进不了村，摸到靠山根的一户独立人家，主人家姓朱。他悄悄找来附近几户群众，有的捧来几颗鸡蛋，有的抱来两个老南瓜，还有的揣来一壶黄米酒。临上山时，主人家又送了一罐黄豆。

　　回山的时候，我们不敢走山路，怕雪地上留下脚印使敌人会追踪而来，只能沿着流淌山水的水沟走，赤着的双脚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子，又被冰水冻僵了。遇到沟边枝丫横生的地方，直不起身子，我们就在冰雪上爬行。

　　我们带回山上的一罐黄豆，成了大家的救命粮，由徐焕然的弟弟徐武生负责保管。每天用铁锅煮上一点，大家围坐四周，贺民英郑重地宣布：吃的时候，只许“骑马”，不许“抬轿”。所谓“骑马”，就是用筷子立着夹，这样一次只能夹上一二颗豆子；所谓“抬轿”，就是用筷子平着抄，那样会多抄上几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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