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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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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斗争很快就根据李大钊的正确指示发动起来了。农民也按照工人罢工斗争的办法,先给军阀政府一个“最后通牒”,紧跟着就停止了送菜和运粪。 军阀本来不把农民放在眼里,认为农民是庄稼汉,好欺侮。没想到在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庄稼汉竟有如此手段。很快全城就断了菜,街上臭气熏天,使得军阀一时束手无策。没奈何,只得接受条件,宣布停止征收菜捐。 这一斗争的胜利,树立了党和工人阶级在北京郊区农民中的威信,加强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联系,扩大了反帝反军阀斗争的战线。 继工农运动之后,学生运动也重新高涨起来。 1922年11月间,军阀政府任命臭名昭著的无耻政客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引起北京各校学生和教职员的强烈不满,于是发起了“驱彭斗争”。党通过北大学生会有组织地领导了这一次斗争。 1923年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不满彭允彝安置私党,克扣教育经费等卑劣行径及受军阀政府压迫,愤而辞职。北大全体教职员立即开会决定,由20人组成教职员临时委员会,主持校务,领导大家向反动政府作斗争,李大钊就是临时委员会成员之一,并在这个委员会中起了重要作用。从当时的会议记录中可看出,他曾多次发言,提出了全面的对策,并得到大家的赞同。 从“驱彭斗争”开始的学生运动,在发展中又增进了反帝国主义的内容。1923年1月19日,北京学生1000余人向军阀的“众议院”请愿,要求收回旅大,遭军警毒打,伤者竟达300余人,其中重伤50余人。学校临时委员会推举李大钊起草通电,谴责军阀政府的暴行,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这场斗争在李大钊的领导下,进一步发展成了以“打倒军阀”、“推翻(军阀)政府”、“否认(军阀)国会”为中心口号的广泛的政治宣传。 在建党以后,李大钊继续领导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 为进一步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党决定将“学会”的组织公开。1921年11月17日,“学会”在《北大日刊》登载启事,公开招收会员。 当时,已有会员19人,大部分是共产党员,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范鸿颉、黄日葵、朱务善等都在其中。“学会”组织一公开,会员人数增加很快,到1922年初,已发展到63人。以后,逐渐由北大发展到校外,北京各大专学校都成立了这样的组织,又由北京发展到外地,在1922年12月13日的征求会员启事中,把学生分为京内京外两类。 “学会”的活动大都是在李大钊直接帮助下进行的,活动方式有演讲会、专题研究、辩论会等。第一次公开演讲于1922年2月19日由李大钊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专题研究在李大钊指导下,研究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俄国革命及其建设”、“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共产党” 等问题。战斗性最强的活动是辩论会,其中一次举行了题目为“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的辩论会,李大钊被邀作“评判员”,这次辩论会进行了两天,北京各大专学校的许多师生都参加了,会场座无虚席,双方辩论异常激烈。最后,李大钊发表意见,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想听一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意见。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证明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正像封建社会因生产力的发展必定要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正像雏鸡在孵化成熟后必定要破卵而出一样,同为必然之理。并指出:“赞成派若是拿唯物史观来解答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驳倒反对派了。”他把道理说得透彻明白,使人心悦诚服。一个在会上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说:“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必然到来,是一针见血之论,使我们再也没话可说了。”那次辩论会之后,要求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时即达数十人之多。 此后,李大钊还发表了《社会主义释疑》、《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等演说和论文,进一步阐释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真理。反复地说明:社会主义的到来,乃是“非人们的意识和感情所能左右的”客观规律,乃是“历史的命令”,自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把她的根据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那么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定了。” 1922年5月5日,研究会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大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并写了《马克思与第一国际》,登在次日出版的《晨报》副刊“马克思纪念专号”上。 1922年11月,“十月革命”5周年,在李大钊的发起和推动下,《晨报》副刊出版了“俄国革命纪念专号”,这是在中国报刊上为纪念这个伟大节日第一次出版专号。李大钊在这个专号上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的著名论文,着重指出:“十月革命所喊出来的口号是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用这一口号“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唤起他们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 11月7日这一天下午,李大钊领导北京各进步团体在北大三院举行了“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3000多人参加了大会。李大钊被公推为大会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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