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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2月,李大钊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文,其中着重指出:必须在农民中开展工作。应当发动农民,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因为农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

  李大钊还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分析了有关妇女运动的问题,提出:妇女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既要打破“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又要从根本上打破“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必须男女工人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1919年3月,李大钊发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号召青年们在“新世纪的曙光”照耀下,到劳动人民中去活动。他告诉青年:现在社会组织不良,劳动的人所得的果实,却被不劳动的人掠夺一空。我们要到最苦痛最悲惨的劳动人民中去。他初步提出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劳动人民结合的思想,推动了知识青年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群众运动中去。

  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影响下,邓中夏在北京大学组织了平民教育演讲团。4月起,他们在蟠桃宫、护国寺等庙会上演讲了《现在的皇帝倒霉了》、《家庭制度》等,进行反对封建文化的宣传。“五四”高潮中,讲演团配合运动的发展,到北京市民中展开了“抵抗强权”、“争回青岛”的反帝宣传活动。“五四”运动以后,他们的活动又从城市向农村扩展,并到长辛店工人中去进行工作。

  1919年5月1日,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中国报纸上第一次纪念世界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在专号上发表了《五一节May Day杂感》,指出这个日子是工人的“直接行动”(DirectAction)取得成功的日子。

  同时,他着手帮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这时,已面临着“五四”群众运动高潮的前夕。

  李大钊组织起来的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骨干的一部分爱国青年,这时经常在一起活动。

  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越来越公开露骨,民族危机日益紧迫严重。由于军阀政府腐败无能,这一部分爱国青年已感到宣传教育、出版等等行动不能满足当前斗争的需要了,他们越来越经常地讨论着一个问题:“直接斗争!”

  李大钊在向他们宣传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情况时多次提到“直接行动”,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不经当局同意批准,发动群众,直接采取法律范围以外的行动,达到革命目的的意思。“直接行动”的思想振奋和鼓舞着那些爱国青年志士们,他们正在跃跃欲试,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风暴就是这样在酝酿着。而李大钊在“五四”前夕的文章中,第一次把“直接行动”公开地提了出来,这实际上是“五四”革命大风暴来临的一个信号。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上蛮横地决定承认日本掠夺去的在我国山东的权益。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四处奔走,组织北京学生,强烈抗议。

  5月3日晚,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各高等学校的代表,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集会。会上作出决议:

  1、次日北京的各学校学生到天安门前集合,举行爱国示威大游行。

  2、联合社会各界一致力争。

  3、通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4、通电各省,于“五七”国耻纪念日,举行示威游行运动。

  在会上,有一学生激昂地将自己的中指咬破,割下衣襟,用鲜红的血写下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全场为之震动,同学们慷慨陈词,声泪俱下。

  1919年5月4日。上午,14个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在法政学校开会,讨论示威游行的准备工作。

  会后,各校代表纷纷回校,去带领队伍陆续开往天安门广场集合。北京大学的学生队伍,由于受到军警阻挠最后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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