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111)

一一一

　　林伯渠不仅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一贯遵守党章党纪，就是在所谓生活小节问题上，也是一丝不苟，自觉地严格遵守党纪、政纪。一九五三年底他去广东休假并视察，省里一些负责同志前往车站迎接时，他诚恳地对他们说，政务院有规定，党、政、军、群负责人员视察、参观、休养、旅行时，地方负责人不许接送、宴会和送礼，以后我们大家按规定办事。后来离开广州时，广东的负责人也就不去送行了。此后，他每次外出，总是先与地方联系，说明一不要组织迎送，二不要影响工作，三不要宴请送礼，四不能生活特殊。有时当地的同志送给他一点土特产品，他都婉言拒绝，派人立即送回。有一次，他去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参观民主德国工业展览，讲解员见他是中央领导人，且年迈体弱，所以单独引导他走近道行进。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由两个引导说明员走简捷路径，虽然便利，觉与众不同，不妥。”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编在一个党小组，虽然工作很忙，却经常参加党小组的生活会。一九五六年，他的故乡临澧县有两位同志来看望他，他热情地招待他们在北京参观和休息，同他们长谈，了解家乡近况。当他们提出想请林老帮助买两部汽车时，林说：“汽车是国家计划分配物资，不顾国家计划，乱批条子，这个权我不能用，请你们向乡亲们解释清楚。”县里的同志感到很受教育。

　　林伯渠在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后，主张人大代表要下去视察工作，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了解当地的实际工作状况，以便推动和鼓励各级政府正确地及时地解决一些重要问题。他倡导把定期视察工作，作为党和国家机关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一种工作制度。

　　一九五五年五月中旬，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七月间召开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要求人大代表在六月二十日以前，到原选举单位地区视察工作。在讨论视察问题时，意见不太一致，林伯渠从国家政权建设的高度，从多方面论述了人大代表视察工作“容易使我们集中地了解各阶层人民的动向和意见，及时地抓住问题正确加以处理”①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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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5年5月19日。

　　林伯渠是湖南选区的代表，五月下旬，他率先去湖南视察。从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四日，先后视察了益阳、常德、临澧等县的许多单位，找了不少基层干部交谈，六月一日一整天，约集三十三位县人大代表及县干部，座谈了统购统销、生产和治安等问题。他的视察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将获得的材料，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两个笔记本。其中有肥料来源、耕牛情况、副业生产、开荒、灾情、生产救灾以及市场情况等等。五月三十日的日记上，详细地记载了他亲自访问的王姓农民的情况：“有两个劳动力，兄二十六岁，弟二十四岁（哑子），都未娶妻，有一妹子上中学，母五十几，祖母七十几，共五口人。有田八亩，菜园六分，还编草席出售。田的出产，据称每亩不够四百斤，因近城，鸟雀多，又树萌重掩，所以出产不丰。去年因水灾未交农业税。购粮麦、米各半。半劳力（口粮每天）十二两，全劳力加半斤。每年配植物油三斤（须种油菜的）。布十二尺，不够穿。猪肉与盐，只要有钱尽量买。糖只许买一角钱的。”

　　通过视察，他获得了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取得了发言权。当时湖南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中，提出了“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的口号，他认为这一口号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正确的办法应当是“依率统购，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

　　林伯渠这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及在调查中发现和提出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地方政府的工作。后来，在湖南省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他还对湖南的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他说：“今年湖南曾有过水灾。秋后三个月来，没有下雨，又造成旱灾。这不仅影响冬种冬收，并且影响明春的农业生产。人民要求我们重视这一严重情况。我们应当一刻也不放松地抓紧救灾工作的领导，在贯彻生产自救的方针下，依靠群众组织起来，及时帮助灾民解决困难，特别是帮助解决开展副业生产和准备明春耕种的困难，并且作好必要的救济工作。”在谈到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时，他还正确地指出：“既要保证工农业生产不断增长，又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渐地改善人民的生活。那些只顾增产不顾人民生活改善的作法是不对的。人民群众中的过高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群众作公开地反复地解释，使人民清楚了解。”①

　　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由于要求过急，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现象，有些政策措施规定过死，妨碍了农民的家庭副业生产，也影响了合作社的经营管理，针对这一现象，林伯渠在湖南人大一届四次会上指出：“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要贯彻开展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副业生产的方针，采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切实有效的办法，增加农民的收入。凡是不适于合作社搞的副业，就允许农民自己来搞；凡是不利于互利政策的措施和在分配方面不利于农民的作法，要适当地加以纠正；同时整顿组织，加强领导。”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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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林伯渠：《在湖南省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的发言》（未刊稿），1956年12月。

　　一九五五年十月上旬，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就通过了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林伯渠未能参加这次全会，当时他住院做前列腺手术，手术后引起呃逆，呕吐不止，五十多天内程度不同地不能睡眠，体力消耗很大，体重减轻了十多斤。但他从先后来探视他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和彭德怀等同志那里得知全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时，非常高兴。病愈后就积极地参与了八大的筹备工作。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党的八大在北京隆重开幕。党的八大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根据这一情况，林伯渠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中，着重阐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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