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109)

一〇九

　　林伯渠是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历来对文艺十分关注，一九五一年患病之后，他仍然对这方面提出了不少意见。如在日记中写道：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再没有比害怕生活的真实、逃避生活矛盾的描写更大的罪过了。

　　写真实——这就是说观察并正确地反映现实的发
　　展，反映它的各种矛盾，反映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斗
　　争。①

　　林伯渠曾经长期从事财政和经济工作，他在一九五〇年以后的日记中，记有许多有关增产节约、精减机构、三反五反、工农业生产、全国各大区的土地、耕地面积，全国及主要城市人口、行政区划分、城市农村税收、国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支出、预决算、全国大中小学在校人数、职工业余学校、农民业余学校人数、全国每人购买力估计，全国私营工商业户等的情况和数字，对许多问题还提出了他自己的设想。

　　如：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发动一个群众运动，在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方面，可以得到相当的收获，不过要看到运动的将来，还在加强监委工作，并使之成为一固定的制度，才可望久②。

　　财经工作的三个基本教训：一、努力发展经济的潜在力量，反对保守倾向；二、树立财政监督制度，反对本位主义；三、加强基本建设的领导。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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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2年5月8日，1951年12月7日，1952年9月7日。

　　积资方法，一税、二贸、三工业利润……说目前手工业已能满足需要，是不实际的。应该就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有一个计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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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1年2月26日。

　　市场社会公私关系须加调整。……究竟本质所在，即商品的生产与流转，商品的价值与价格①

　　农业税：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逐步实现统一累进，并取消一切附加。②

　　林伯渠的上述观点和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有的即使是今日看来，也还能给人以启迪。

　　在林伯渠的日记中，还记有许多劳动英雄和先进工作者的名字和事迹。关于工交战线的有：“工业中的著名劳动英雄赵国有、潘长有、马恒昌、马六孩、苏长有、郝建秀”③。“天津出现了可看一千锭子的细纱工人（原看五百锭左右）。青岛有可看四十台自动换梭布机的织布工人（原看十八台到二十四台）”④。“铁道上要以大力开展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推行乔玉岩、郑锡坤、李锡奎、杨茂林的先进工作方法”⑤。关于农业水利战线的有：“任贵芳互助组（湖南汉寿县福和乡）种水稻，李顺达、李承桂水稻丰产，出一千三百斤，曲耀离棉花丰产，陈永康水稻一千四百斤。”⑥“治淮第二年工程所用民工总数仅比去年多二十万人（第二年上堤民工二百四十万人），而多做了将近一倍的工程，平均劳动效率提高了将近一倍”⑦。这些都说明他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他的心紧紧地和人民群众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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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④⑤⑥⑦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2年11月3日，7月14日，10月5日、19日，6月17日，5月25日，9月13日。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在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后又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在这重要时刻，林伯渠全面地思考着国家的管理和建设工作。

　　林伯渠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使整个国民经济“和谐地发展”，“关于建设，需以重工业为重点，是自然的。但为巩固工农联盟，亦需轻工业（不能如有些人主张，目前只要重工业）”①。“如果对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工业和基本建设、商品生产计划和商品周转计划以及运输计划等彼此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不能正确地加以规定，那么，就不可能使整个国民经济按一定比例和谐地发展”②。他还提出：“农村应适应工业发展，须作全盘打算”③。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许多细节，都作了认真的考虑，认为进行工业建设，必须对“一、资源；二、现有设备及其可能发挥的生产能力；三、建设能力（包括地质勘探能力、设计能力和建筑安装能力）；四、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包括对产品质量的要求）”④等等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一切重要工程，必须按正常程序办事：没有设计任务书，不许进行初步设计；没有初步设计，不许进行技术设计；没有批准技术设计，不准交付施工图，重大的改建工程必须先有总体设计”⑤。他主张要正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不能回避矛盾和困难，因而提出：

　　“在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胜利时，不能讳疾忌医与因噎废食”⑥。这些意见的提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九五四年九月，林伯渠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大会的议程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以及成立人大常委会的机构。在此以前，林伯渠多次参加了政治局讨论宪法草案的会议。他对草案的每一条款，都字斟句酌地仔细推敲。直至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下午，中央召开的临时会议上提出：“序言第三项第一段的年月日上加‘第一次会议’；又该段中‘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⑦，林伯渠将这些改动认真地抄写在日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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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3年1月16日，4月13日，1954年5月18日。
　　④⑤⑥⑦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3年7月10日，7月17日，3月19日，195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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