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107)

一〇七

　　为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推动全国的政权建设，林伯渠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文章中，还进一步提出：“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总结的中国革命基本的和主要的两条经验：‘（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国人民达到胜利的两条基本经验，也是中国人民巩固胜利的两条基本经验”①。号召人们学习和运用这两条经验，分清敌友，团结朋友，战胜敌人，继续巩固我们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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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广东政报》第1期第5期，1950年10月15日。

　　林伯渠根据他多年从政的经验，和毛泽东关于“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号召，他在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期间，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爱国民主人士和原国民党的一些起义将领，担任了中央各部门或地方政权机关的领导工作，他们许多人都把林伯渠视作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能够信赖的朋友。有什么事都愿意找他谈谈，而林伯渠对他们也总是十分尊重，积极支持他们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困难，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对他们应注意的一些问题，诚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陈明仁原是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一九四九年八月同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率部起义，对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陈明仁被任命为湖南临时省政府主席、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他感到各方面的工作很多，理不出头绪，不知从何下手，写信将这一情况告知林伯渠。林立即给他回信，写道：“湖南素称富饶，人民觉悟程度亦高，际兹新近全部解放，安定秩序、恢复生产、征粮支前等当急要政，自应端赖领导进行。而为要提高干部，俾能贯彻政策于不同情况的各地具体工作中，必须组织干部学习。为此，至希得闲给干部多多解释共同纲领，使之领会纲领的精神与实质，作为执行政策的思想依据。如此，则工作的推进，自然蒸蒸日上也。”①程潜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湖南，未能参加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后不久，林伯渠即亲自写信给他，告知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定，同时，对湖南的工作也提出了希望。信中说：“湖南全境解放后，建立革命秩序以安定社会，筹粮支前以协助解放西南，这两大任务的完成。耑赖主持。湘西游离散匪较多，素系难治之区，近来情形如何？”信中还提到，希望程潜能在“春和佳日，即行来京”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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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致陈明仁，1949年11月11日。
　　②林伯渠致程潜信，1949年12月14日。

　　林伯渠对那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总是设法给予适当的安置和关照。贵州毕节周素园，民国初年曾任过众议院的秘书长，是位知名人士，赞同中共的抗日主张。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毕节时，经任弼时、贺龙等研究，曾请他担任黔滇川边的民军司令，他随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回到家乡从事统战工作，还给八路军买过大批的云南白药。贵州解放后，当地政府不了解他的情况，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他写信给林伯渠“请求予以工作”。林伯渠立即将此事告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请他“转告贵州党的统战部须予照顾为要！”①这类的事还有很多，例如他曾给邵式平写信，推荐黄介民为江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和省政协委员；请徐冰商同李维汉，设法安置湖南邵阳李剑农的工作；给王首道、袁任远写信，证明于若愚之子于忠迪确系中共党员，于一九二八年牺牲，请他们转告地方政府，按优待烈属的办法，对其家中酌予适当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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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致徐冰信，1950年3月8月。

　　对于爱国民主人士生活方面的困难和家庭方面的一些问题，林伯渠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都是尽量设法帮助解决。章士钊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和谈代表，和谈失败，他同张治中等留在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将在香港的家属接来北京，并望政府能帮助他解决赵堂子胡同的房子问题。林伯渠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并告知章士钊，大函已转周总理阅过，“先生住港眷属北来首都事，已由港方负责人员照办，并嘱其帮助旅途事务，赵堂子胡同房屋，已由周总理令申伯纯同志前往接洽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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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致章行严信，1949年11月5日。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一九四九年底在给林伯渠的信中曾提到，他家中今年征粮超过租谷甚多，老父卧病故乡，来信要他设法接济。林伯渠十分重视这一情况，将翦伯赞的来信转给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请他查明情况处理。同时，写信告知翦伯赞：“关于你的家中征粮超过租谷收入一事，我已将来信转给黄克诚同志，请他查明情形，酌予适当处理。”林伯渠在回信中，还给翦伯赞做工作，说此事如果“是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况所应贯彻执行的政策，则以帮助政府对家中很委婉的解释政策为妥。”①

　　除了对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生活给予关照以外，林伯渠对于他们的思想和政治进步也十分关心。就在上述给翦伯赞的回信中，林伯渠还对他的历史研究工作给予鼓励，并提出诚挚的希望。信中写道：“能于功课之余，集中精力于中国历史之科学地研究工作，这是极有意义的，望努力！不过关于写作，部门不宜太多，而应首先着重于当前中国广大青年学生所需要的正确的历史知识，或历史学界所迫待解决的问题，这样就更好一些。”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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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林伯渠致翦伯赞信，1949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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