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87)

八七

　　六月十一日，林伯渠再次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信中说对他们八日来函，“有两点甚难理解”。第一，谈判是两党的公事，非个人的私事，我们彼此都是要遵照各自中央的意见去和对方谈判，并将对方的意见，详细报告自己的中央，最后得到双方中央的一致意见，才能使问题真正获得解决。今天，你们承认我是中共中央的代表，而又拒绝接收和转报我党中央正式提出的意见，只是片面地要求我个人接受你们党中央的《提示案》，试问我个人如何能作主，谈判又如何能够进行？第二，我党中央所提的十二条与西安初步商谈的意见是略有出入，比如编军数目，我首先提出要六军十八个师，你们只允四军十二个师，我未坚持己见，同意将你们所提的最低限度的数目向我党中央请示，现在我党中央提出的不是六军十八个师，而是五军十六个师。但是，你们的《提示案》与你们在西安所谈的也有出入，你们原说给四军十二个师，现《提示案》又只允四军十个师。当时在西安都曾声明那只是初步交换的意见，不是最后决定，商定各自向其中央报告请示后，到重庆再谈。所以，这种谈判过程中的出入，是双方都有的，是不足为异的。现在彼此所应重视与继续谈的是双方中央提出的正式意见，而你们拒绝转交我党中央提出的十二条意见，这是很难理解的。林伯渠在信中最后说，今天全国人民和盟邦人士均希望中国能够实行民主团结，国共关系能够很好解决，以便动员全国抗日力量，配合盟邦向敌反攻，使中国获得自由解放。因此，我党对此次谈判是不惜委曲求全，竭诚求得合理解决。同时，也盼二位将我党中央的十二条意见转报你们中央，以利谈判之进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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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治中：《我与共产党》，第30—31页。

　　六月十五日，张治中、王世杰又复信林伯渠。信中声称“此次商谈之基本精神，须本统一国家军令政令之原则”。这是国共两党经过将近八年谈判而无结果的真正原因。尽管信中说已将中共十二条意见转呈国民党中央，但是解决办法，仍只能按《提示案》办理，不能变更。至此，国民党仍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态度完全暴露出来，谈判遂成僵局。在七、八月间，林伯渠与张治中、王世杰又多次会晤和书信往来，但均无进展。

　　在这情情况下，国民党为了推脱造成谈判僵局的责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单方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谈判停顿，中共要觉悟才好。有记者跑去问林伯渠，林为了澄清事实真象，于七月二日答记者问说：国共谈判尚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曾有意见书提交国民党当局，嗣得国民党政府提示案，虽距离较远，但随转我党中央，必要时我将亲自回延安报告，商得具体解决办法，并且表示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促进民主，中共都可商量。七月二十六日，梁寒操又发表不合事实的谈话英文稿，谎称在目前谈判中，若干问题已获致解决，以混淆视听。八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谈话指出：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根本障碍在“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①。声明阻碍谈判进行的责任，不在我方而在国民党。即使这样，中共中央仍希望谈判能有结果，并电请张治中、王世杰能去延安继续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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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解放日报》，1944年8月13日。

　　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争取国内外舆论对中共的同情和支持，林伯渠在谈判的同时，还冲破国民党宪特的监视，广泛结交朋友，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利用出席宴会、参加集会、接见来访、拜会友好等各种机会，和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等爱国人士；郭沫若、茅盾、杜国庠、冯乃超、阳翰笙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青年党的左舜生、国社党的张君劢等，以及爱泼斯坦、邱玛丽、斯坦因等外国进步记者广泛接触，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介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民主建政和经济、文化建设情况。他还在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举办边区工农业产品展览，使许多爱国人士和外国记者看了都很感兴趣。他们说：“农业上的扎工队、变工队，军队又打仗又生产，这些都是从所未闻的”；“兰州的毛线没有边区的好，重庆的火柴不如延安的丰足火柴好。”①当时林伯渠等用边区难民厂出的毛呢子，给斯坦因和爱泼斯坦每人做了一身衣服，他们非常高兴，到处宣传说，“只有英国苏格兰两家工厂才出这样的呢子，但是现在已改成弹药厂了”②。这个展览使他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实际上取得的结果，对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与前途。许多青年学生、工人和教职人员，给林伯渠写了一百多封信。有的在信中说：“亲爱的林主席，我们知道您没有和我们说话的机会，只有写信来表达我们对您的崇敬之情。我们知道敌后有八路军、新四军，他们浴血奋战，把国土从日寇手里夺回来。中国还是存在着。”③有的信说：“我们这些人很穷苦，钱不多，寄去三十元（也有寄五十元、八十元、一百元的不等），请转给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军队，略表我们的心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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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④　《边区参议会的筹备问题》（未刊稿），1944年12月30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coc2　　为了联合中间人士和各党派共同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林伯渠向他们反复陈述中共的抗日主张，及这次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目的，对他们平等相待，积极支持他们的合理要求，并表示希望能同他们真诚合作，共同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民主的实现。许多民主人士都深为感动，进一步促进了他们坚持斗争的信心，认识到要能够站得住脚，就必须在政治上争取合法的地位，而要争得合法的地位，就必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后来，在国民参政会上各党派支持中共的主张，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空前的孤立，就是同林伯渠这时对中间人士和各党派的争取工作分不开的。

　　由于国民党战场的大溃败，当时美国和英国都批评国民党腐败无能，说“国民党九百万军队只打败仗，共产党几十万军队却不断打胜仗”①。根据美英态度的变化，林伯渠在重庆积极开展了外交工作，他招待和拜访美英驻华使节和知名人士，向他们介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战情况，介绍中共对国共谈判的原则立场，代表中共中央欢迎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去进行考察。美国特使赫尔利到达重庆后，林伯渠几次同他会谈，向他介绍中国抗战情况，连赫尔利也不得不说：“我是代表罗斯福总统来的，要中国团结，实行民主。”②他对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作了比较实际的析分后，又说：“八路军、新四军是能打日本的，本质是很好的，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因素。”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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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　《边区参议会的筹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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