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56)

五六

　　上述这些措施，不仅有力地提高了“苏票”信用，扩大了其流通量，而且进一步活跃了苏区的经济生活，为克服财政困难创造了条件。这种不用无条件直接兑现以稳定纸币的办法，还加强了“苏票”同“白票”斗争的地位，避免了“苏票”成为“白票”的附庸。这一经验，不论对当时还是后来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为解决财政困难，林伯渠到保安后采取的第三项重大措施，是进一步加强财政统一，健全财经制度，集中财力，以保证部队的供给。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在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联名发出的《关于筹款问题的训令》中提出：凡已成立地方政权的地方，没收工作由政府执行，部队可派人在该地方政府帮助工作。所筹之款，驻扎在该地的部队可提取一部分或大部，但所筹的多余之款，必须交总供给部并报中央财政部，以资调剂。对于所留下的款项，亦须按月报告转账，即照数打领条给上级供给部，作为领到之经费，以便在会计上表现出筹款及开支的情况。训令还规定：没收的物品亦要作价转送后方，作为缴解的筹款；留在部队使用的，也要作价转账，报告上级供给部和中央财政部；各部队都必须建立经常的预算制度，按时结算；总供给部下建立审计处，以便审核所属机关部队的收支。

　　八月二十五日，林伯渠与博古联名发出《关于建立地方财政的指示》，对省财政部的组织机构、收支范围及与县财政部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强调必须“在自给原则下，建立各省单独负责的财政制度”，有关财政方针与各省收支概算，均须经中央财政部批准。在概算范围内，入不敷出的，由中央协助解决；支出有余的，必须将多余部分缴解中央。

　　为解决财政困难，林伯渠到保安后还积极提倡和支持发展生产。当时保安已划为中央直属县，新调来该县任苏维埃主席的刘景范提出：保安县人少地多，可以同时发展农业与牧业，奖励垦荒，垦荒的土地两年免征公粮；禁止宰杀和出境幼、壮与母畜；向农民购买和借用一部分余粮，用来榨油、生豆芽和做豆腐，以便解决中央机关和部队到后的吃菜问题。林伯渠完全赞成刘景范的意见，提出办事处各有关部门都应该给予大力支持。由于他的赞助和推动，办事处很快批准了保安县的意见，并通知中央有关部门给予财力、物力上的支援。这样，保安县的农牧业与副业生产便发展起来，缓和了机关、驻军供应紧张的局面。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由保安迁至延安。这时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基本上停止了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开始转向抗日方面。中共中央为了准备将苏维埃政府改为边区或特区政府，再次实行国共两党合作，二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林伯渠负责政府工作，博古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王观澜亦调出另行分配工作；同时决定将政府的土地部并入国民经济部，粮食部划归财政部。林伯渠在会上提出：“暂时政府名义上不变动，实际上我可负责，等各省政府确定后再改变。”会议同意了他的意见，此事直到这年四月中旬才对外公布。

　　林伯渠全面主持政府工作后，为适应时局的变化，四月二十一日，他与中央审计委员谢觉哉联名发出通知，通令各单位在“时局由战争状态转到和平，由两个政权对立的状态转到合作”的情况下，财政上必须更加注意“健全各种制度”，发展“种菜、养猪、养鸡、做鞋袜等”生产事业，注意“保持苏维埃红军刻苦节省的传统作风，防止浪费腐化的习气侵入”。通知中还规定：公私费用必须“严格分开”，一切私人费用，均“不能出公家账”，禁止“办高价酒席”。

　　四月二十六日，林伯渠还以代主席的名义，发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布告》，对以前逃跑的地主豪绅，现在又纷纷回家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处置办法：

　　（一）在已分配了土地的区域，地主豪绅回来，可在原区乡分配他以和农民一样多的土地和房屋。但已没收了的土地不许还原，已经取消了的租债，不许再索取。

　　（二）在没有分配土地的统一战线区域，地主豪绅的土地停止没收。但去年以前的欠租，应宣布取消，不准索取。至于债务：甲、利息已超过本或等于本的，不再付利；乙、利息尚未及本的，可酌量情形付给微利。

　　（三）地主豪绅回来，可与其他群众一样受到苏维埃的保护，但同时须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不得有欺压群众、反抗政权机关的行为，违者依法处办。

　　四月间，林伯渠还主持制定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发展交通运输的《陕甘宁特区经济建设计划草案》，提出“我们要用一切力量将特区创造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使它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林伯渠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苏区党代会①，并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刘少奇、张国焘、凯丰、林彪、杨尚昆、聂荣臻、肖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方、蔡畅、贾拓夫、刘长胜等一起，被选入大会主席团。这次会议共到代表二百二十余人，另外还有六十余人列席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讨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博古《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林伯渠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并致闭幕词。他热烈拥护毛泽东的报告，着重讲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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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次会议，因为同时还有红军和白区的代表参加，因此又称“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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