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42)

四二

　　七月十九日，奉中共中央之命，李立三、邓中夏到达九江，召集在浔的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举行座谈会，进一步讨论了政局和武装起义问题。会议分析了张发奎的态度，认为他已日益右倾，与他合作回广东，很少可能，甚至有被三、六、九军包围完全消灭的危险。因此提出了应当抛弃依赖张发奎的政策，“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①。会议并决定由李立三、邓中夏赴庐山同瞿秋白商议，将上述主张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尽快作出决定。瞿秋白也完全赞同李立三的主张，并于七月二十一日回武汉，向中央报告。就在李立三等在九江举行会议的当天，林伯渠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吴玉章等秘密乘船东下，驶抵九江。随后移居庐山。林伯渠在庐山出席了李立三召集的讨论武装起义的会议。当时，林伯渠的堂叔在英国人开设的饭店仙岩客寓当大师傅，会议在他的厨房里举行。他们用围裙遮起窗户，点起蜡烛，讨论有关武装起义的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约有十来个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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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②《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54页。

　　差不多与李立三等在九江、庐山讨论武装起义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决定了对张发奎的态度：如果张发奎坚持拥护汪精卫的立场，即与他脱离关系，并在九江将其解决。因此，当瞿秋白向中共中央报告九江诸同志意见时，中央即表示赞成他们的主张。同时，中央还决定组织党的前敌委员会，指定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代表党领导这一次起义。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到达九江，向在九江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经过再次讨论，决定一方面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一方面派邓中夏携带暴动的详细计划，回武汉向中央报告。二十七日，周恩来同李立三、谭平山等同赴南昌，正式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在南昌，周恩来等吸收贺龙参加，成立了公开组织暴动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准备发动南昌起义。

　　这时，武汉国民党当局已经发现四军、十一军和二十军内部不稳。二十九日，汪精卫、张发奎等蝟集庐山开会，决定严令贺龙、叶挺将开抵南昌的部队撤回九江，封闭九江市党部等单位，在第二方面军中实行清共。被邀参加这次会议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迅速将此紧急情况告知共产党人，建议恽代英等火速离开九江。当日，恽代英来到庐山牯岭，约林伯渠、黄日葵、吴玉章、章伯钧等去南昌。他们立即下山，除吴玉章留在九江接应准备到南昌的中共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外，其他人从沙河站上火车，迅速驶向南昌。①在南昌，林伯渠下榻于南昌市中心的洗马池江西大旅社。这里是中共许多人员落脚的大本营。前委书记周恩来曾在这里召开过前委扩大会议。林伯渠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徐特立一起利用旧友关系，去做争取江西省代主席姜济寰的工作。姜是湖南长沙人，随北伐军来到江西，先后任省政府财政处长、建设厅长和民政厅长等职。这年六、七月间，朱培德离开南昌，省主席一职由姜济寰代理。七月下旬，江西处在暴风雨前夕，朱培德曾派亲信专程来南昌，企图拉拢姜济寰跟他走。林伯渠和徐特立为了争取姜济寰，住进姜公馆，数次与他长谈，说明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得人心，必然失败，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救国家民族。他们推心置腹要姜济寰审时度势，前进而不倒退。姜济寰毅然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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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章伯钧：《永远被中国人民记忆着的“八一”》，《南昌起义研究》，第130页。
　　②姜治方：《集邮六十年》，《湘江文艺》，1979年第8期至1980年第6期。

　　八月一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当天，林伯渠与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毛泽东（不在南昌）、谭平山、吴玉章、恽代英、董用威（即董必武）、于树德，夏曦、邓颖超、高语罕、杨匏安、许甦魂、谢晋、江浩和韩鳞符等共产党人，以及宋庆龄、邓演达、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共二十二人，联合发表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宣言》①。“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指孙中山）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的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最后严正宣告：今后将同一切假冒国民党革命名义者奋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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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南昌《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

　　同日，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林伯渠是二十五个委员之一，且兼财政委员会主席，姜济寰仍为代理省主席，第二天下午在庆祝起义胜利的群众大会上，参加了宣誓就职典礼。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武汉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惊恐，急忙下令围攻。起义军决定南下回广东，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整旗鼓，再次举行北伐。八月三日至七日，部队陆续撤出南昌，沿着赣东山地向南挺进。

　　这时正值三伏天气，暑气熏人，赣东又多崇山峻岭，道路崎岖。而须发已斑的林伯渠同年轻战士一样，精神抖擞地翻山越岭，跟着一群青年男女唱着“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上了年纪的人，歌声自然不那么优美，但他还是不停地唱着，用那不大成调的歌声来鼓舞士气，调剂疲劳。一位年轻而又顽皮的女同志，见了他那神态，笑着高声地喊起来：“喂！林伯渠同志，你应该唱‘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老年先锋’。”她把那个“老”字说得特别响亮，大家轰然大笑，林伯渠也乐哈哈地笑起来，还得意地摸摸自己的胡子。

　　部队向南行进，经过临川（今抚州）、宜黄、广昌、瑞金等县时，革命委员会均任命林伯渠为各该县县长①。林伯渠分别用县长名义发出安民布告，号召人民群众支援革命军队。

　　林伯渠任财政委员会主席，肩负着为部队筹款的重任。革命委员会刚诞生时，曾就财政政策问题进行讨论，决定在原则上要根本改变以往旧部队每到一地即行通过旧政府或商会提款、派款和借款的财政政策，将财政负担从贫苦工农身上，转移到富有者阶级上去，并且决定立即废除厘金及其它苛捐杂税（这一点当时已有反对意见）。当时，财政委员会没收了江西中央银行的现金，连同其它共约有近三万元款项，可要供给一支近三万人的部队，却是管不了几天，到了临川以后，军饷和给养即发生了困难。纸币不能流通，急需设法筹办银元等现金。于是又展开了财政政策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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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黄霖：《从武汉到汕头》，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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