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33)

三三

　　林伯渠差不多每到一处都要领导政治部工作人员进行宣传，帮助民众建立革命组织和革命政权。十一月八日，六军政治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曾记述了在奉新组织民众、建立革命政权的情况。报告写道：

　　奉新在革命军未到以前，国民党人仅两人。政治部在奉新停留二十多天，组织临时县党部，加入党者约一百四十余人，学生分子最多。现在领导该党部工作的人，系左派，组织较强，现正设法令其组织农民。此次南浔路作战，奉新县党部组织一前敌工作团约百余人，担任输送前线子弹，抬送伤兵，很有功效……他们不怕炮火，不怕苦，显然表示人民真正爱护革命军，同时充分地表现其革命性。

　　林伯渠在奉新还以政治部名义，扣押并亲自审理了奉新前县长贪官熊坤，委任王昌政为安义县知事，钟资能（六军的一个副团长）为靖安县知事。当时靖安前县长文倬（江西萍乡人），在北伐军进至奉新时卷款潜逃，其县长职务由张某代理。张凭借其子张国焘的名声，抗不交职。林闻讯后，派政治部秘书、中共党员李世璋率一营武装前往查处，扣押了张某，帮助靖安县建立革命政权、国民党县党部和工会、农会，发动群众审判了前县长和兵站催征官董纪宦。最后，林伯渠批准将董纪宦枪决。

　　再如，六军攻占涂家埠以后，林伯渠经过调查，了解到涂家埠所在的永修县有组织的农民约千余人，妇女协会亦有工作，即任命王怀心（中共党员）为永修县县长，周凤池为永修县警佐，王容为涂家埠警察所长，文若海为涂家埠统税局长。

　　六军政治部的民众工作，在入赣北伐军中是比较突出的。当时《民国日报》就曾作过这样的报道：“第六军首先入江西后，各县民众在该军政治部指导下，均自动组织县党部、农民协会、工会等，且无不积极工作，一时革命空气，大见发扬”①。

　　--------
　　①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3日。

　　十一月八日，林伯渠随六军进驻南昌后，还参加了建立江西省政权的工作。当时，在南昌成立了江西省的临时政治委员会，以朱培德、白崇禧、程潜、鲁涤平、李宗仁、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张国焘、李仲公等为委员，随后又成立了省的政务和财务委员会，这三个委员会均作为省的临时政权机关。由于临时政治委员会代主席朱培德事事都听命于蒋介石，这三个委员会在许多重大政治和财务问题上，常与方志敏等共产党人为主体组成的国民党省党部发生冲突。例如在财政问题上，财务委员会坚持要继续征收鸦片捐，并且美其名曰“寓禁于征”；而省党部则坚决主张禁绝鸦片，反对继续征收鸦片捐，提出可以开征殷富捐，以弥补财政的收入。遇到这种情况，林伯渠和李富春、朱克靖等总是利用他们与各军长以及其他委员的私人关系，多方做工作，争取那些人支持省党部的意见。

　　一九二六年底，林伯渠和李富春等还争取临时政治委员会作出决定，支持毛泽东在武汉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解决了江西省农运经费问题。北伐前，林伯渠就曾与毛泽东计议过在中国中部创设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问题。是年九月，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结束，毛泽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正式向中央提出在武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得到中央批准。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去武汉途中，到南昌再次与林伯渠筹商此事。林伯渠积极赞同这一主张，亲自陪同毛泽东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党代表李富春，争取他们的支持。由于林伯渠和李富春多方做工作，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正式作出决议：江西选派一百五十名学员送武汉农讲所学习，并负担经费一万二千元，即平均每个学员八十元。后来，湘、鄂两省选派农讲所学员及所承担的经费，基本上也都是仿照江西的办法。林伯渠、李富春还与毛泽东商量，在武汉组织农讲所筹备处，以龙式农，王礼锡为江西省的筹备员。稍后，江西省政治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决定，由通志局款项下每年拨十三万五千元作为省农协的经费，也是林伯渠与李富春等积极努力争取的结果。

　　一九二七年一月，汉口、九江相继发生英国水兵杀害中国工人群众的“一三”、“一六”惨案，在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暴行的群众运动中，武汉国民政府接管了汉口、九江英租界。第六军被调往九江，林伯渠又参加了收回九江英租界的善后工作。他在九江曾多次出席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号召群众坚持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誓作政府后盾。由于六军担任租界的警备，林伯渠还到英租界视察，出席九江卫戍会议，会晤武汉政府委派的管理英租界委员会的委员，到市民外交行动委员会开会，研究加强警备和维持租界秩序，报告政府的态度与谈判进展情况，筹商有关调查惨案经过，救济罢工工人等各项问题。当时，九江国民党市党部的组织、宣传、工人、青年各部的部长及主任秘书，均为共产党员，林伯渠以六军政治部主任身份，还曾主持召开九江国共两党负责干部会议，研究党、政组织开展工作问题，决定将九江国民党市党部公开。

　　六军在三次进攻南昌的战斗中伤亡很大，兵源虽陆续得到补充，但部队急需整顿。在九江期间，林伯渠还协助程潜对六军进行了整训，主持召开六军国民党代表大会和政治工作人员会议，成立了六军的国民党特别党部，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为了培养和补充各师、团的政工干部，他还假儒励中学校址，开设了一个特别训练班，并亲自授课。此外，他还经常到部队训话。后来六军在向长江下游进军时，表现得很英勇，就是同这一段的整训工作分不开的。

　　林伯渠在北伐过程中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工作，是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完全对立的。当时中共中央曾要求各地党组织甘当“在野党”，就在林伯渠任命奉新等县县长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曾指名批评林伯渠委任的王怀心等当县长是“腐败堕落”，充分表现了“机会主义的倾向”，要中共江西党组织“急速纠正”，“立刻限期命令他们辞职”；并说“如果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①。对于林伯渠、李富春等以各军政治部主任身份任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等虽然没有命令他们立即退出，但也提出要他们明白向国民党表示：“（1）政治部工作繁重决不能兼任政府委员；（2）暂时虽因体制不能退出，以后必须换人”。还提出要江西党的组织“注意物色举荐左派的人以为代替”②。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这种错误理论和行径，不但使中共丧失了参加地方政权的许多机会，限制了革命力量的发展，而且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

　　--------
　　①②　《中央局给江西地方信》，1926年12月2日。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