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29)

二九

　　为了加强对各地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央农民部派特派员百数十人到各处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①，于一九二六年四月间召开了广东各路特派员全体会议，总结交流工作经验，给特派员发了长期舟车免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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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中国农民》第6、7期合刊，1926年7月出版。

　　在督促各地建立农民部以及加强各级农民部彼此联系的同时，林伯渠还利用他兼任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和国民政府预算委员的条件，商得国民党中央同意，每月拨付中央农民部经费七千余元（内中包括补助广东省农民协会六千余元），各省农民运动经费一万二千元，总计一万九千余元，如果把办第六届农讲所增拨的经费计算在内，每月的农运经费即达二万七千余元，在国民党各部中，农民部的经费是最多的。这一点对各地农运的影响也很大。当时，其所以能够出版农运刊物和书籍，选送学生到广州农讲所学习，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或者农民运动的工作会议，任命专职农运特派员，都直接与这笔经费有关。各省农运经费，开始时由交通局按预算支付，因为常常不能按时或者如数支付，后来中央农民部又决定改为由部直接汇寄，各省直接向中央农民部报销。这从经济上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农民部同各地农民部的联系。

　　由于采取了上述重大措施，各省相继建立从事农运的机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农运工作，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前，不但广东的农运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区也都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有几个省还成立了省农民协会，全国农民协会的会员已发展到近百万人。一九二六年五月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就是对全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检阅。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央农民部即向全国各省区发出通告：“广东农民运动两年来之成绩及经验，实可予各省农运以良好之模范及参考”；此次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是“各省农运同志与广东农民相互提携的绝好机缘”①，要各省农民部负责同志准备来粤参加大会，并准备有关本省农民政治经济状况与农民运动的系统的、详细的书面报告，以便届时带来进行交流。农民部还筹措拨付了会议的全部费用，包括各省代表来粤的旅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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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农民》第4期，1926年4月出版。

　　这次会议，是与全国第三次劳大同时于五月一日在广州开幕的。到会代表，除本省二百一十四人外，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南、山东、山西、贵州、江西等十一省的十八名代表也都出席了大会。它实际上“已略具全国大会的雏形”。

　　林伯渠在这次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的报告，着重论述了农民工作的重要性。他说：近八十年来，中华民族的革命，“首先表现的就是农民”，鸦片战争中的平英团、太平天国、义和团以及最近几年来各地农民的反抗，都充分表现了农民的革命性。今日中华民族所需要的国民革命，就是要解放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可以说，中国革命是为农民而革命”。今日中国之革命，必须“以农民为革命中坚”；“如果想得到中华民族之解放，必要有中国农民起来负革命的责任，才有办法”。他在报告中还详细介绍了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有关农民问题的政纲与政策，号召与会代表“引导农民有组织的参加国民革命行动”，“武装团结起来”，“负起国民革命的责任”，“铲除危害农民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排除直接压迫或间接压迫我农民的“买办军阀”，做农运的同志无论何时都要“站在农民利益方面去做”。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自始至终都洋溢着工农亲密团结的气氛。这次大会共通过了二十几项决议（包括与“劳大”共同做出的），充分肯定了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与功绩，同时也指出了它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在这些决议中，特别强调要“争回为劣绅土豪所垄断把持之乡村政权”，“联合各革命民众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谋农民第一步解放之成功”①。决议还明确提出：“现在全中国皆在反动政治势力之下，只有国民政府所在地之两广有政治自由。当今北方国民军败退，张、吴重兴，帝国主义嚣张跋扈之际，人民应立即起来拥护国民政府，立即出师北伐，统一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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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广东农民一年来奋斗经过报告决议案》，《中国农民》第6、7期合刊。
　　②《国民政府现状报告决议案》，《中国农民》第6、7期合刊。

　　林伯渠再次主持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后，认真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吸收中共从事农运或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见解的同志参加这一工作，尽量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与合作，连续采取几项重大措施，把中国共产党对农运的领导和中国国民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有机地统一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农民运动的发展。但是，正当林伯渠倾注全力从事农民运动，并已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却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排挤共产党人的逆流，迫使他离开了农民部长的职位，中断了他对农民部的领导。

　　〖六军党代表〗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依靠在建立黄埔军及东征中捞取的资本，在排挤广东实力派人物胡汉民和许崇智之后，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他下令逮捕共产党人，派军警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所，迫使部分苏联顾问回国，强迫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接着，五月十五日他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禁止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并得到会议通过，从而使许多右派分子占据了国民党中央的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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