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19)

一九

　　易象是林伯渠留学日本时的好友、神州学会湖南分会的负责人、也是著名戏剧家田汉的舅舅。他和林伯渠一起在日本组织神州学会，一起在湖南省署工作，又一起参加湘南护法起义，可说是生死之交。田汉后来在追悼林伯渠的诗中写道：“公与我梅舅，相交逾管鲍”①。“梅舅主沪报，振笔严伐讨。公时亦在沪，入党输公早。每访霞飞寓，启迪总深浩，偶同涉歌场，借以舒郁恼。梅园适长沙，倒于豺狼爪。公助孙中山，决策福亿兆。……”②这一段诗，就是记述林伯渠与易象的交情和对田汉本人的教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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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梅舅：指易象，字梅园。管、鲍：春秋时管仲和鲍叔牙，是相知最深的朋友。
　　②《田汉诗选·悼林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4—175页。

　　易象被捕时，在屋里一张小圆桌的台布上写下一首绝命诗，诗云：

　　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沉。
　　爱乡爱国终成梦，留此来生一恨吟！

　　对于易象的惨死，林伯渠是十分悲痛的。后来，当他得到易象这一绝命诗之后，不但自己反复吟咏，还教他的女儿秉衡背诵。“丹心一片付浮沉”包含着辛亥革命以来多少仁人志士的血和泪啊！

　　这年冬天，林伯渠和林修梅相继回到上海。他们和旅居上海的湖南革命党人为长沙事变的死难者易象、李仲麟等举行了追悼会，并对死者的家属作了安置。其时，孙中山已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林修梅应召赴广州任军政府顾问。次年五、六月间，即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林伯渠按照党的指示，带着女儿和林修梅的眷属，也前往广州工作。

　　〖学习马列，参加工运〗

　　一九二一年的广州，使初到此地的人有气象一新之感。孙中山自去年秋命粤军回师广东，重建革命政府后，励精图治，力树新风。一九二一年五月，他出任非常大总统，随即命陈炯明率军平定广西，准备北伐，在内政方面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劳动立法，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对工人运动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在广东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进行活动；在外交方面，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过去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力争收回关税偿还外债后的余款，并秘密进行中俄德联盟。关于孙中山的反帝态度，林伯渠后来回忆说：“曾亲见（孙）先生为海关问题而痛斥当时驻广州某领事，谓‘关税乃我国应得之收入，不得为外人所有’……其时声色俱厉，使该领事瞠目而退。由此可见（孙）先生恨不平等条约对民族之束缚”①。这时身兼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等要职的野心家陈炯明，也伪装进步，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间邀请正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南来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主管广东全省教育兼办大学。陈独秀来广州后，把《新青年》编辑部和发行部也迁来广州，与他的北京大学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改组了广东共产党的组织，把其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去，先后吸收了杨匏安、杨章甫、冯菊坡、刘尔崧、阮啸仙等知识分子和一些工人入党，在全省教育行政委员会下设立宣讲员养成所、注音字母教导团，以《广东群报》作为广东党的机关报，并举办工人补习学校，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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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同志一九五六年谈入党二三事》，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但是，在广州的开明气象下，却也隐伏着一股逆流，这就是野心家陈炯明当上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后，在暗地里组织反对孙中山的运动。他秘密唆使湖南督军兼省长赵恒惕通电反对孙中山当总统。他反对孙中山出师北伐，公然主张“联省自治”，“保境安民”，目的无非是与南北军阀沆瀣一气，力求分赃割据，坐地分肥。他虽曾勉强奉命出征广西，却抱怨这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总之，一九二一年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已日益加深，不过暂时未公开决裂罢了。

　　林伯渠到广州任总统府参议。时林修梅任总统府代理参军长，负责孙中山的安全保卫和汇报军情、承宣命令、接待宾客等工作。兄弟俩人同住广州六榕古寺附近的牛巷，寓所门前杨柳低垂，绿荫婆娑，是个环境清幽的所在。林修梅平素十分赞赏五柳先生陶潜的气节，由于自己寓所门前有杨柳六株，因此自号“六柳居士”。出入林氏兄弟寓所的，大都是湖南老乡，如程潜、廖湘芸、覃振等。林伯渠把女儿安置在附近小学念书，后来又转到执信女校寄读。

　　林伯渠在广州尽量利用空闲时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阅读介绍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这期间，《广东群报》长篇连载陈公博翻译的《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以及苏俄、匈牙利等国宪法、美国共产党党纲、列宁演说，还经常报道苏维埃俄国工农业文教设施等情况，也连载了不少批判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文章。在广州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都有一定市场，尤以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更为深广。林伯渠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比较研究。他和林修梅一致认为：无政府主义主张不要政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乃是高蹈不切中国实际的空谈；中国的劳苦大众虽然辗转呻吟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官僚的压迫、剥削之下，目前尚缺乏组织，却蕴藏着无比巨大的革命力量，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无视这种革命力量，主张先发展实业，慢谈社会革命，无非是为资本家效劳；至于某些人提倡在不废除私有财产制度条件下实行点滴改良的社会政策，其有利于资本家更十百倍于工人阶级。他们兄弟俩“相信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今日社会情形最为适合”①。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俄国一样，同是以农立国，同是产业落后，十年以前同是处在君主专制统治之下。既然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成功，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够成功？有志者，事竟成。他们兄弟俩深信，只要“抱定决心”，效法列宁干下去，“社会主义的实行，也是一定可以在短时期内成功”，也许在再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有这样的机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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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林修梅遗著》；1921年版，第6、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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