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11)

一一

　　一九一一年五月，长春府中学堂学生刘某，因清政府苛征租税与蒙租相差役口角遭殴，引起该校学生不平，三十余人奔往蒙租柜，捣毁门窗，与差役互殴，打伤蒙员数人。为此吉林提学使屡电该校监督开除闹事学生，交长春府看管，听候惩办。该校学生不服，全体罢课。提学司委派省视学詹钰与林伯渠前往查办。林伯渠到长春后，极力保全学生，说服詹钰共同复电提学使，“力能转环，必求一完善之策以处之”，并嘱长春绅缙们出面向省方求情，结果使八十余名学生得以保全学籍。这次长春青年学生的反苛租斗争，在吉林全省颇有影响，其后东北人民抗租抗税斗争不断扩大，至辛亥革命时，发展为武装起义。这年秋初，林伯渠还为在吉林民政署工作的湘西留日同学程崇实编纂的《法学大辞典》作了校订。该书在吉林印行，对普及资产阶级法律知识，起了一定的作用。

　　林伯渠在东北工作整整四年时间①，同盟会边疆革命计划的成就虽不尽理想，却也为日后东北的光复，打下了基础，约于一九一一年八月，林伯渠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召，回到上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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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清政府吉林省档案，吉林提学使于1907年9月1日委派林祖涵为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1911年8月10日，双阳县呈报更正《管理教员一览表》上有林伯渠亲笔批语，可见林伯渠离开吉林在这年8月10日以后，前后整整4年。

　　〖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

　　中国同盟会的重要干部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以边疆革命未著成效，中央革命又不易实行，乃转移注意力于长江流域中部地区，认为该处天灾频仍，保路风潮叠起，官逼民反，人心思变，且有新军、会党可供利用，发动起义，较易成功。因此于一九一〇年在东京召开十一省区同盟会代表会议，决定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筹画起义的领导机关。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推举谭人凤为总务会议议长，陈其美、宋教仁等为总务干事，以联络长江流域各省军队和会党，首先发动两湖起义。由谭人凤前往湖北组织湖北分会，焦达峰等在长沙组织湖南分会，吴玉章等组织四川分会。

　　林伯渠由吉林回到上海后，被同盟会中部总会派往湘西从事运动西路巡防营的工作。当时湖南共有二十个巡防营，分五路驻扎各县。湘西驻有八个营，其中驻在常德的三个营。巡防营中上层军官受旧军队封建积习影响较深，驻守长沙的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尤其狡猾顽固。但在下级官佐和士兵中，却已有不少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

　　林伯渠和廖湘芸一道赴常德从事巡防营的策反工作。各营文书等下级官佐多是林伯渠在西路师范时的同学，一经接头串连和宣传爱国反清的道理，他们很快就同意接受白布条，准备届时起义。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心大为振奋。湖南首先于十月二十二日响应起义。起义军在焦达峰、陈作新领导下很快就占领长沙，杀了顽固分子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湖南巡抚余诚格弃城逃走。随即成立以焦、陈二人为正副都督的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通电全省，号召各属响应起义，同时委派杨任为西路招讨使，带领同盟会会员和武装士兵首余人于十月三十一日抵常德。常德巡防营统领陈斌生见大势已去，部下不稳，只得同意起义，西路各县，就此光复。

　　湖南起义胜利之初，社会上出现了一片新气象。人们纷纷剪掉象征满清统治的发辫，商民等各界群众热烈欢迎义师，长沙全城举行提灯游行以示庆祝。但是，年轻的革命党人缺乏经验，丧失了对潜在的旧势力的警惕性，革命政权建立不满十天，立宪派就乘湖南革命部队出发援鄂、长沙防务空虚之机，发动流血政变，于十月三十一日诱杀了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拥谭延闿为都督。谭将杀害焦、陈的责任归罪于乱兵，又以猫哭老鼠的手段，厚殓二烈士遗体，令各机关下半旗致哀，甚至扬言要为焦、陈铸造纪念铜像。常德旧势力的代表陈斌生，也于十一月三日杀害了西路招讨使杨任等十余位同盟会会员，杨等且被剖心祭奠黄忠浩；澧州会党起义反抗也被镇压下去。到年底，立宪派几乎攫取了湖南省各属起义取得的全部革命果实，革命党人嗟叹：“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林伯渠对焦达峰、陈作新、杨任等人的被杀害，感到痛心疾首。他不能再留在长沙，便偕同几位同盟会会员前往上海。十二月初，江浙革命军攻克南京后，他又转赴南京。这个月底，孙中山由海外回到南京，被各省代表会议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誓就职。但是，孙中山上任不到五十天就被迫妥协，让位给清朝内阁总理大臣、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辛亥革命在湖南及全国的失败，对林伯渠震动很大。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湖南独立时，“秩序较紊乱，军政府什么人都可进入。
　　一班旧派人，一方面看不惯，一方面眼红。于是以咨议局及教育会为中心，长沙的豪绅地主秘密集议，谋夺取政权。
　　新军五十标梅某阳虽赞成革命，但思想守旧，由他
　　诱致焦、陈‘会商要事’（纵火烧和丰火柴公司，讹言有奸细），要陈副都督出城弹压，于途中突然杀之，并杀焦于旧抚署前。
　　……谭延闿就做了都督。湖南独立，仅一形式而已。
　　这是革命初起时，不懂得迅速建立正规政权的一个教训。”①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内部发生分歧，对袁世凯妥协经过，林伯渠回忆说：

　　袁世凯当时拥有北洋重兵，实权在握，一面籍革命党之势迫清廷退位，另一面又挟清廷向革命党要大总统。

　　中山先生是不赞成向袁世凯妥协的，主张培养和扩张南方革命军力量，“犁庭扫穴”，打到北京去，扫除一切旧东西。但是宋教仁偏要搬外国的教条主义，只看重国会、政党、责任内阁这套上层机构；主张国会竞选；同盟会改组，扩大基础，成为国会内最大政党（民元春，由宋主持，将许多官僚党派合并于同盟会，改称为国民党。同盟会成分遂起了根本变化）；以为法律是神圣，政党内阁是只铁笼，可以关住袁世凯这只猛兽。黄克强也看不透，觉得不应再起战争，糜烂人民，还是以培养干部，兴办实业为上策。而同盟会当时许多党员，都抱着帝制一倒，万事大吉的见解，或者“功成告退”，或者忙于做官。而最重要的是汪精卫的妥协，……极力主张将总统让与袁世凯。……反责中山先生不顾全大局，提倡所谓“六不做”（不做官、不做议员、不治产等），完全放弃了政权斗争。整个形势如此，中山先生以及少数赞成他的主张的人，被迫陷于孤立。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迄今回忆，仍令人痛心不已。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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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林老谈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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