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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林彪为首的总前委决定以迅速奔袭的行动,大胆插入北平、天津及其外围各点之间和侧后,完成对敌人的分割和包围,并以主力指向天津、塘沽、唐山地区。

  从12月12日至24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展开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攻势和穿插动作。首先,三纵、五纵、十一纵于17日包围北平,一纵、六纵、十纵和华北七纵切断了平、津之间的联系,二纵、七纵、八纵、九纵、十二纵共五个纵队及特种兵主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其次,华北十九兵团攻占新保安,消灭了傅作义的摩托化“王牌军”三十五军,华北二十兵团和东北四纵攻克张家口,把傅作义的十一兵团聚歼于风雪荒野之中。待到平、津两地只剩下“一片孤城万仞山”时,傅作义才从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中了计。

  新保安、张家口之战切断了傅作义西逃之路,但增大了敌人从天津方向海上东逃的可能性。林彪决定派刘亚楼再率五个军二十二个师,从速攻占天津。

  天津,昔日的繁华之都,这时候,已完全变成了一口巨大的城市棺材。一道护城河,一道电网,一条绕城而筑、长达四十二公里的碉堡工事防御线和市内几千个明碉暗堡,已把天津变得水泼不进、鸟飞不进。敌守城部队十三万人在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指挥下准备死守。

  1949年1月6日,林彪、罗荣桓签署了战前致陈长捷的一封信:

  陈长捷司令阁下:
  为着不使天津的工商业遭毁及和平居民不遭受战争的灾害,我盼望你们仿效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如果你们能这样做到,使天津未遭到战争破坏,那么,你们就对国家对人民立了一功。
  ……我希望你在我之总攻击未发动前,迅速派代表出来与我们商谈。
  林彪
  罗荣桓
  1949年1月6日

  陈长捷拒绝放下武器。林彪忍无可忍,于14日指挥我军发起总攻。经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天津解放。

  天津易手,北平之敌就陷入百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战争的进展向傅作义提出了同样一个问题:

  是战?还是和?

  战争是双方将士的斗智、斗勇、斗力。揣摸、分析、判断对方指挥员的作战意图、心理状态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天津攻克后,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作战图上的各色箭头,都指向了北平。林彪等人“日思夜想”的人,就是傅作义。对这位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他的心态、意向、情绪,甚至起居、交际等情况,林彪了解得清清楚楚。聂荣臻对此曾写道:

  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在刘仁同志领导下,为了配合当时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正积极进行着各种活动。他们利用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平津战役指挥部,使我们对敌情基本上做到了一清二楚。他们甚至通过傅作义的女儿、我地下党员傅冬同志了解掌握傅作义将军的各方面动态,劝她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

  傅作义将军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同志都及时、准确地了解清楚,然后,每天通过地下电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告。

  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地了解对方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于我们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北平一战是一盘没有对手的弈战,它注定是一面倒的结局。但是,对于如何解决坐困守死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却有不同看法。

  聂荣臻力主和平谈判,通过改编的方式解决北平问题。他认为,“天津是北平唯一的海上退路。现在天津已被攻克,北平之敌成了困在陆地上的旱龙,饥馁疲惫,没有转机。根据北平地下党组织提供的情报,傅作义在严峻局面的压迫下可能考虑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

  罗荣桓赞许地点点头,他对在地图前踱来踱去的林彪说:“林总,聂总的意见是好的。北平是七朝古都、文化名城,又有几百万和平居民,如果战火蔓延,势必把整个北平城打得稀巴烂。玉石俱焚,太可惜了。况且,党中央已决定定都北平,如果毁于战火,对国家建设也没有好处。”

  林彪脸上没有表情。他仍在作战室模型盘边绕来绕去,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的想法很好,不过,很可能是一个很美的幻想。”

  聂荣臻进一步解释道:“在平津地区,我军占绝对优势。北平工事不强,守敌又是惊弓之鸟,如果在进行大量工作之后,傅作义仍然拒绝和平,我们掌握主动权,随时可以打嘛。”

  “战争是获取和平的最好途径和最简便的方法。和平谈判根本是幻想,还是要靠打来解决。”林彪仍固执己见。

  聂荣臻无可奈何,最后只好直接向毛泽东发电,提出在打下天津之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这是整个平津战役期间,聂荣臻单独给毛泽东发的唯一一份电报,也是三十多年后中央档案馆唯一查找不到的一份电报。为此,“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别有用心地置疑历史上是否真有这么一份电报。但是,当年亲手拍发这份电报的唐永健老人清楚地记得,电报发出后,聂荣臻天天追问他:“中央有没有回电?”

  回电终于来了。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聂荣臻的提议。林彪见毛泽东已经表态,没有再反对。但他习惯了战场上的硝烟、炮火和厮杀,对谈判桌上文绉绉的外交辞令、满面笑容下的讨价还价并不擅长,也不感兴趣,便把和平谈判的问题全部推给聂荣臻、罗荣桓处理。

  谈判很快取得进展,经过三轮谈判,双方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就在这时,平地风波,骤然而起。原因就出在用林彪名义发给傅作义的信上。

  1949年1月16日晚,在签署协议后,林彪来到傅方代表邓宝珊的住处,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未封口的信,说:“请邓先生将这封信交给傅先生。”邓宝珊接过信便想看,但被林彪禁止:“请呆一会再看。”

  林彪走后,邓宝珊掏信一看,禁不住大吃一惊。这是一封以林彪、罗荣桓名义发出的致傅作义的公开信,其措辞严厉、口气强硬,如同最后通谍:

  傅作义将军:

  贵将军接受南京伪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攘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复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北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平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斩伐风景树木,拆毁古迹材料。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外之措施,亦复如此。本军奉令征讨,全为吊民伐罪。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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