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传(143)

一四三

　　10月，刘伯承回到北京。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他“眼不见心也烦”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1968年3月，林彪、江青等人制造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诬陷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并罗织罪名，撤销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将余立金打成“叛徒”予以逮捕。对于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伯承，事先竟毫不知晓。对此，他感到非常意外和难以理解。于是，便坐车到叶剑英那里了解事实真相。叶剑英告诉他，由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已经取代了军委常委会。今后，军委常委将不会再开会了。听罢叶剑英的话，他默然不语，低头陷入了沉思。

　　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擅自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把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的许多老同志强行疏散到外地。陈毅到石家庄，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开封，叶剑英到长沙，刘伯承则到武汉。

　　接到通知的当天，刘伯承向周恩来提出，如果真的要打仗，我愿意留在北京，给军委和总部当个参谋。如不行，就服从组织决定。10月20日，他处理了文件资料后始去武汉。以后，又由武汉转赴上海。在上海，他继续治疗视力极其微弱的左眼。

　　1970年5月，刘伯承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与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址设在高等军事学院院内。他得知这个消息后，把自己珍藏的2000多册军事理论教材与书籍，送给了军政大学图书馆。“九一三”林彪出逃殒命事件之后，他对前去看望他的军政大学校长肖克说：“我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也不行了。这些教材和书籍留给你们吧。希望你们把学校办好！”

　　1972年1月6日，是刘伯承极为悲痛的一天。他情深谊厚的挚友陈毅，由于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打击迫害，不幸离开了人世。对老战友的深切思念，使他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这时，他的左眼视力已完全丧失。他让人搀扶着来到医院，人未进门，哭声先传了进去。他只恨自己双目失明，不能最后见一见老战友的遗容。他走近床边，俯下身去，以手代眼，颤抖着从老战友枯瘦的面颊一直抚摸到冰冷的胸部，嘴里发出痛切的呼唤：“陈老总啊，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哟！”在场的人看着这位八旬元戎肝胆欲裂、痛不欲生的模样，无不潸然泪下，呜咽失声。

　　1971年林彪垮台后，中共中央撤销了由林彪死党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叶剑英指示总参谋部，将刘伯承自1960年以来的讲话汇集起来，印发军委各总部、北京军区及各有关部门参照执行。

　　1972年2月，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罪行，研究加强军队建设的大政方针。这时，刘伯承给叶剑英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我的身体渐趋不好。但是，从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军队建设出发，凡是他们愿意问我的，或者我想到了的问题，我都以参谋的身份向他们提出来。当然，我的那些意见，都是些老经验、老生常谈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新的情况，而他们基本上是听了算了，很少给回过话。现在，我是个老弱残废的人了，又总是休息不好，精力很差。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也想尽一份力量。但是，力不从心，难能给你们当个参谋了。……为了给会议研究问题提供点资料素材，我请作战部的同志，把我1960年以来说过的一些话（限于精力和时间未加校对），把那些‘古董货’翻出来，作为一孔之见，即送你们一份，供研究参考。”

　　刘伯承交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材料，概括了他对军事训练、院校建设、参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对海空边防建设、国防战备工事构筑；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和建议。这些千锤百炼的经验之谈，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是刘伯承60年军事生涯的结晶，也是他向党、向人民所做出的最后一次奉献。

　　§第三节帅门家风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伯承自奉俭雹廉洁奉公，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对子女、对亲属，他也严格要求，言传身教，让他们永远和人民群众同甘苦，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他的革命家风，一直被人们所称颂。

　　进城初期，刘伯承就对夫人汪荣华说，战争年代，我们与人民群众同甘苦，一打仗，就把孩子寄养到老百姓家里。我们许多老干部的孩子，都是吃乡亲们的红薯干和小米粥长大的。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穷，人民的生活也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决不能特殊，要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1951年，刘伯承全家从重庆搬到南京，住在城东北北极阁一幢二层小楼里。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他经常检查家里的伙食帐，看看有没有超出国家规定的供给标准。他还关照炊事员说：“黄瓜、西红柿这类蔬菜在刚上市的时节，不要买来吃。”他家孩子多，刚来南京时，有4个孩子：长子太行，二女儿弥群，三女儿解先，小女儿雁翎。到南京后，汪荣华又生了两个儿子：阿蒙和太迟。全家8口人，住房比较紧张。军事学院营房部多次提出给他加盖房子，或把房子改建一下，都被他拒绝了。后来，营房部趁他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在他家的楼房后面加盖了两间平房。他从北京回来，严肃批评营房部说：“你们总说我住房紧张，我一家人住着一幢小楼，老百姓有这种条件吗？你们不能让我太特殊了！”后来，他坚持把这两间房分配给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祝刘伯承对用车问题要求史为严格。他自己用车从来不讲究、不挑剔，而且也很节剩当时，他用的是一辆旧轿车。车管部门为了他的安全，提出给他换一辆吉姆车。他坚决不同意。他平时喜欢步行，外出开会，办事，只要路程不远，时间来得及，他总是安步当车。

　　他的车一般不准家属子女坐。他的夫人汪荣华上下班，一年四季都是骑自行车。每年放寒、暑假，他的孩子们从外地回来，开学时从南京走，他都不准用车接送，而让他们坐公共汽车。有一年冬天，南京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汪荣华很晚还没有回家。司机不放心，瞒着他悄悄地把车开出去，从半路上把步行回家的汪荣华接了回来。这件事还是被他发现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批评司机不该私自出车。司机解释说，天气不好，又是晚上，汪荣华骑不了自行车。他说：“骑不了车可以走回来嘛！为什么非要开小车去呢？你要记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家属子女不能随便坐，办私事决不能用公车。”

　　刘伯承给子女们立下这样一条规矩：结婚以后一律搬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去住，不要再和他住在一起。儿女们都理解他的这番用心：父母这里生活条件优越，各种待遏优厚，这是党和国家为了照顾他们为革命所作的贡献而给予的。自己结了婚、成了家，应该独立生活，而不应该再沾父母的光。

　　1970年以来，刘伯承的6个子女先后结婚，他们都同本单位的职工住在一起，节假日才回家看望父母。

　　太行同工人的女儿肖玉兰结婚后，住在工作单位分配给他的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里，厨房、厕所公用。肖玉兰生了孩子，她的妈妈从湖南老家来照顾她。房子实在住不下，领导上给他们调换了一个18平方米的套间，厨房、厕所依然公用。

　　一天，汪荣华和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一起去看望太行一家人。太行在延安上幼儿园时，由康克清照管，太行是喊着“康妈妈”长大的。肖玉兰的妈妈对来看望的两位大姐说：“您看这么挤，没地方坐，没地方站。”汪荣华拉着亲家的手说：“单论住房子，城里甚至不如乡下，现在群众还有三代人同住一间房子的哩！”康克清也笑着说：“这比延安时候好多了。那时候我把太行从幼儿园领回来，还不是我和朱老总睡床，他就睡在拼起来的椅子上。”

　　肖玉兰在北京西郊的一所军队医院工作，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得用3个多小时，太行工作单位离家较远，不能天天回来，生活上很不方便。她要求搬到医院去住，但是医院解决住房也有困难。肖玉兰见自己提出要求不管用，想请婆婆出面。汪荣华听了态度很坚决：“这种事我不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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