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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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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起义军到达广东省大埔县。据各方情报,兴宁、五华在暴动农民占领中,高陂、普宁、揭阳农民暴动失败,汕头工人已炸坏潮汕公路桥梁,海陆丰尚在暴动农民手中,平远、蕉岭皆无敌情,惟梅县方面有钱大钧残部约3000人,潮梅警备司令王俊有4团兵力,广东敌军主力正向河源集中,东江地区的形势还是大有可为的。参谋团研究决定:留第二十五师在大埔县三河坝,由朱德率领,阻扼钱大钧部袭扰起义军主力侧背,监视平远方面黄绍竑部,并作转移兴宁的准备;起义军主力8500人,迅速取得潮汕,不停留地开往揭阳、汤坑,攻击由河源方面开来的敌军,估计只要击破此敌,起义军就可以在东江地区站住脚。 9月23日,起义军占领潮州,24日进入汕头。设革命委员会于大埔会馆,留第三师卫戍潮汕,又从第二十四师派出1个营到普宁县支援农民暴动,这样,能调往前线与敌决战者只6500人了,而战斗兵员还要少一些。敌军编组为东路军,以陈济棠为总指挥,辖有12团的兵力,约1.5万人,在兵力对比上比起义军多1倍以上。9月28日上午,起义军在揭阳至丰顺之间的汤坑遇敌,经两昼夜激战,虽有小胜,终未突破敌人阵地,伤亡官兵2000余人,无力再战,30日向揭阳退却。敌人伤亡3000余,所以,也撤出战斗,并未组织追击。 9月30日,黄绍竑部自九河寨分两路进犯潮州,守在潮州的仅第三师第六团和教导团1个中队,还有总部负责筹粮筹款的后勤人员,激战至下午,潮州失守。汕头前面临海,后背失去了保护,处境非常危险。周恩来与刘伯承等领导人商量,决定于10月1日向普宁撤退。10月3日,周恩来、刘伯承率革命委员会和总指挥部机关到达普宁县流沙镇,贺龙、叶挺率部队随后也到了。在流沙天后庙里,召开最后决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廖乾吾、贺昌等,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张曙时、彭泽民等。会议决定:重要干部和文职人员经海路撤离,武装人员经云落北去,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坚持长期斗争。至此,震动中外的南昌起义即告失败。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10月7日,刘伯承与林伯渠、贺龙、彭湃夫妇等一起到达陆丰县,从神泉港乘船经香港转赴上海。 南昌起义失败后,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余部1300多人到达陆丰,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在中共当地组织和人民的支援下,于当年11月建立了海陆丰红色政权。第二十五师余部800余人,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江西、湖南,发动了湘南起义。半年后,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第四节 留学苏联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刘伯承到苏联学习。1927年11月,刘伯承偕同吴玉章等30余人从上海登上了一艘苏联货船,到海参崴上岸,住在一家旅馆里,等了约1个星期,第三国际派人来接,又乘火车到莫斯科。 吴玉章入中山大学学习,刘伯承则进了高级步兵学校。这所学校在莫斯科东北角的红色兵营,旧名列弗尔道混。为欢迎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国学员,学校举行了降重的欢迎仪式。入学的那天晚上,礼堂里灯火辉煌,中苏同学济济一堂,首先由学校政治委员致欢迎词,他说:”刘伯承是中国著名的军事将领,南昌起义的参谋长,他和一批优秀军官来本校学习,是本校的光荣。” 刘伯承代表10多名一起入学的中国同志致答词,感谢校方的热情接待,他说:“我国革命事业暂时遭受挫折,党派我们来到列宁的故乡学习,这是极大的荣幸。我们要努力学习,勉作布尔什维克,国内的革命事业在等待着我们。”入学后,中国学员都取了俄国名字,刘伯承取名阿法纳西耶夫,编在第16班,这个班30多人都是中国学员,有中共的组织,唐赤英为支部书记,刘伯承、张西林、陈林为支部委员。 紧张的军校生活开始了。在中国学员中,刘伯承年龄最大,他已经36岁了。首先遇到的就是俄文这一关。为了能直接阅读俄文书籍,直接听懂苏联教官讲课,他拼命地学俄文。在俄语中,“P”这个字母的发音是比较难的。 刘伯承在刚开始认俄文字母时,有好几天从早到晚一有时间就练“P”的发音。 他抓紧一切课余时间背单问或整理笔记。他除自备单词小本外,每日必在左手手心中写满生词,直到完全记熟后才另换新词。同学们常见他一边走路一边背诵单词。他认为在厕所里如不背单词,就是浪费时间。碰到自己弄不懂的地方,就虚心向同学们请教。有的同学看他学俄文实在吃力,就对他说:“我给你翻译吧。”他说:“老弟,那可不行,得自己学。”他看书时间长了,右眼的假眼球把眼眶磨疼了,也不休息,把假眼球摘下来,再接着看。 晚上,同学们已熄灯就寝,他还独自在走廊的灯光下,默默地认、记。莫斯科冬天的早晨,气温大部在零下15摄氏度左右。每天早晨,刘伯承都提前来到操场上朗读俄语。同学们劝他不要起得太早,他说:“早起一会儿,第一不妨碍别人安宁,第二早晨空气新鲜,容易记忆。”凭这种日以继夜的顽强精神,俄语这一关终于被他攻克了。他在给川军旧友王尔常的信中提到这一段学习生活时说:“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然不过外文这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他这种为革命而勤奋学习的精神,在当时的中苏同学中传为美谈。 苏联高级步兵学校设置的军事课程有战略学、战术学、地形学、射击学,政治课则学苏共党史和哲学。教官每天大约讲授5小时,其余时间自修。刘伯承攻克了俄文关,能直接听教官讲课,直接阅读俄文教材,真是如虎添翼,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各科成绩都是优秀,只有实弹射击例外。这是因为他失去了右眼,左眼瞄准,右手握枪,很难配合得好。但他不灰心,不因自己伤残而降低要求,经过一个时期的苦练,射击考核也取得了合格的成绩。学校里有一条标语:“脱离理论的实践是瞎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是死理论。” 他对这条标语非常欣赏,成为他治学的座右铭。 学习中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当时的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总的是执行国际主义政策,但有的教官脑子里不免残留着沙皇时代的侵略扩张思想。一位教官讲解什么是边界线,竟然说:“边界线就是实力线,是实际控制线,是战斗线,是侵略目的线,是占领有利地形为自己的战略服务线。” 有次学校组织去参观莫斯科革命博物馆,里面放着一个雕塑,一个中国人跪着,趾高气扬的俄国人一只手揪着这个中国人的辫子,一只脚踩在中国人的背上。刘伯承看后,心中十分不快。他向教官提出,这不符合国际主义精神,教官却批评他有民族主义情绪。从此,刘伯承埋头读书,很少外出参观。 1928年6月,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让他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会址在塞列布若耶,是莫斯科近郊离兹维尼果罗镇不远的一座乡间别墅。 大会主要是为了总结大革命时期和“八七”会议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政治形势,制定中国共产党今后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而召开的。大会的主要报告有: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中国革命与中共任务》的政治报告,瞿秋白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报告,刘伯承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李立三作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刘伯承报告分为五个问题:一、帝国主义与豪绅军阀封建制度,南北军阀是代表什么?二、军阀制度本身的矛盾与必然的崩溃;三、军阀军队的成份与其一般的情形;四、对军阀军队工作;五、党员军事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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