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传(4)

四

　　8月12日，敌方增派大量援兵疯狂反扑，讨袁军势孤受挫，寒坡场得而复失。第五师重新组织兵力进攻，一鼓作气夺回附近的五里店阵地。双方相持到天黑。敌人一面发起佯攻，一面向后退却。刘伯承等部奉命追击，至石洞镇与在翼部队会合。并绕道袭击敌人侧后，在13日占领立石站，进据离泸州50里的特凌铺。左翼部队也沿长江左岸，自朱家沱进到合江、王尝白米尝望龙场一带。故事发展顺利。正在这时，讨袁军南边防线被黔军突破，滇、陕两军也东西对进夹击重庆。熊克武急令攻泸部队回援。

　　刘伯承随部队兼程东返，当赶至重庆西南的白市驿时，得报重庆失守，熊克武等讨袁军领导人出走。部队折回来风驿。讨袁军前敌指挥但懋辛见大势已去，就把饷银分给各营，资遣官兵回乡。历时50天的四川“癸丑讨袁之役”终于失败。熊克武事起仓卒。发难当日，赣、宁等地的反袁军事行动已纷纷趋于失败，熊克武为免遭胡景伊的吞并才不得不孤注一掷。四川讨袁战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英勇地反抗和打击了袁世凯的势力，在近代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

　　在战斗中，刘伯承左脚负伤，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带领余部撤退，躲避追兵。据他自己回忆，“左遇团练，右遇敌军”，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处境非常险恶。于是只得把枪支交由当地老百姓保存，各自寻求生路。刘伯承带着伤躲进一座庙里，巧遇原将校学堂一位教地形学的教官，因师生情谊，教官留他暂祝不久，这里风声又紧，刘伯承又潜赴重庆小住一段。后来回到开县老家休息、养伤。

　　讨袁战争失败以后，四川有300多革命党人被捕杀。袁世凯及其在四川的帮凶胡景伊等人继续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和讨袁将士。1914年1月23日，胡景伊开列了115人的黑名单，向袁世凯献媚邀宠。袁世凯即传令各拾都督民政长、各地方长官通饬所属，一律按名严行查拿，务获究办，勿使漏网”。

　　川中许多仁人志士惨遭杀戮，且“籍没家产，株连极广”。侥幸逃出的先后流亡上海，或避居日本、南洋。在讨袁战争中，刘伯承作战英勇，才华初露，已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1914年春天，刘伯承在家乡也呆不住了，便约集军中同事数人顺江东下，到上海避难。

　　船过三峡，刘伯承伫立甲板，眼观两岸青山对出，前方水天一色，追思往事，瞻念前途，一股豪情从胸间冲腾而起，不觉吟出一首《出益州》的七律来：

　　微服孤行出益州，今春病起强登楼。
　　海潮东去连天涌，江水西来带血流。
　　壮士未埋荒草骨，书生犹剩少年头。
　　手执青锋卫共和，独战饥寒又一秋。

　　由四川来的流亡者大多藏匿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宝康里便是著名的革命党人聚居的地方，刘伯承也住在这里。这时的局势比起几年前更加混乱。

　　逃亡的革命党人中，思想也相当复杂。有的失望、彷徨，有的沉沦，有的甚至靠告密卖友为生。这正是软弱的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革命失败时的流行玻然而，刘伯承却毫不气馁，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当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革命党的消息传到上海时，他大为振奋，决心追随孙中山先生继续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14年秋，他宣誓参加中华革命党，并经常同原熊克武第五师的但懋辛、李蔚如、张冲、李遐章等人在一起开展革命活动。这些人大多是老同盟会员，积极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具有强烈的反袁思想。

　　这段经历对于刘伯承青年时期富国强兵、救国救民思想的形成，有着较大的影响。

　　§第三节血洒丰都

　　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于1914年5月悍然废除《临时约法》，炮制了一部所谓“新约法”，后又自封为终身大总统。在日、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1915年12月12日公然宣布恢复君主制度，自称为“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为推翻袁世凯的新王朝，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号召全国人民起来进行反袁斗争。并组织中华革命军，派革命党人到各省组织起义。

　　据《民国川事纪要》记载，孙中山委任卢师谛为中华革命军四川总司令，并派吕超、石青阳、刘伯承等到宜宾、达县、忠县、丰都一带组织讨袁起义。

　　1915年12月，刘伯承和康云程、王旭东等人回川，一行人化装成商人，由上海乘船经武汉至宜昌。因冬季水枯，在宜昌换乘川江小轮。宜昌是人川的重要通道，北洋军在码头戒严检查，搜捕潜往四川的革命党人。

　　在刘伯承的行李中，有一个装有炸弹的竹篓。同行二人一看岸上军警林立，便示意他把竹篓扔进江里；刘伯承也焦急地思考着对策。忽然，他发现旁边堆有一位参议员的行李。情急生智，他乘人不注意，悄悄将竹篓移入行李堆中。船靠岸后，搬运的苦力前来卸运参议员的行李，问道：“这几件可是参议员的？”刘伯承随口回答：“正是的，快搬走吧。”当行李被运出关卡以后，他从容而出，取回竹篓。正在这时，一个友人匆匆来码头迎接他。

　　刘伯承立即将竹篓递过去。对方以为是赠送的礼物，连忙推谢。刘伯承轻轻踩着对方的脚面，故意高声说道：“小意思，收下吧，浙江的特产。”对方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赶紧接过去。就这样，两人带着装有炸弹的竹篓，在军警面前扬长而去。

　　完成递送炸弹的任务之后，刘伯承等继续溯江而上，先后到奉节、万县、涪陵等地，联络革命党人、“哥老会”首领和有志之士，广泛地发动、策划武装起义，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揭起了护国讨袁的大旗，组成护国军。

　　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进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东出两广。唐继尧以云南部督兼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策应各方。

　　当时，各省军政大权基本上为袁世凯的爪牙亲信所控制，唯有西南川滇黔三省是薄弱环节。反袁的革命势力力图把四川作为一个突破口。而袁世凯早已虑及西南空虚，特派其亲信陈宦为四川军务会办，总揽军政大权。并先后派遣精锐部队曹锟、张敬尧、李长泰（一个旅）约3个师，冯玉祥、伍祥祯、孔繁锦3个混成旅，共约六七万人入川镇慑。由于蔡锷将军亲自率领云南护国军第一军向川南袁军进攻，于是讨袁护国战争的主要战斗在四川境内展开。

　　刘伯承回川后，先以涪陵为活动中心，策动涪陵警备队长杨光烈率部起义。该部有俄式枪120支，并得到当地开明士绅李次安等人的协助，又吸收了张子昭部义勇军数十人枪，还有夏仲实、曾江柱等人也率部前来投奔。刘伯承把这些部队集结到邻近的大顺场宣布起义，定番号为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中华革命军四川总司令卢师谛任命王维纲（伯常）为支队长。因王维纲随熊克武绕道昆明、宜宾，此时尚未到达川东，该支队由刘伯承指挥。在此前后，奉节、万县一带会党和农民群众也纷纷起义。

　　这样，四川东部的长江通道便处在护国军的监视之下。刘伯承部署起义军沿忠县、丰都、涪陵、长寿等沿江一带进行游击活动，骚扰和拦截从湖北溯江入川的北洋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冯玉祥在他所著的《我的生活》中说：“那时候自重庆以下，宜昌以上一段江面每有船只经过，两岸山上即开枪射击，而忠县一带尤为剧烈。过往军队吃了不少的亏。人们揣测不定，有的说此事是熊克武部队所为，又有说是蔡松坡^①早先埋伏的奇兵。”这支奇兵，正是刘伯承所带领的川东护国军。

　　①蔡松坡，即蔡锷，松坡是他的字。

　　在川东部署就绪后，刘伯承又应革命党人张明安的邀请，前往壁山县帮助整理、指挥民众起义队伍。壁山位于重庆的西面，是从陆路通往泸州的必经之道。这里的农民深受北洋军曹锟部奸淫掳掠之苦，尤其是丁家坳一带农民常常被北洋军拉夫充苦力。北洋军把抓去的强壮农民关进庙宇里，不但不给吃饱饭，还打骂虐待。一天，农民们饥饿难忍，群起要求供给饭食，遭到开枪镇压，当场惨死多人，还被戴上“骚乱”“暴动”的罪名。愤怒至极的农民们拼死反抗，打死守卫，冲出庙门，全部逃跑。但又不敢回家，便啸聚山林，起义反袁，人数聚集有千余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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