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花凋落第八章潜伏台湾(6)

第八章潜伏台湾(6)

　　丁雪猷正在书房里写稿子，听说叶佩防来访，料想必仍是来谈“GV计划”那事的，心里颇不以为然，有心不见，却又没有理由，只好让他进来，直接到书房。傅索安见来了客人，习惯地沏了茶送上。叶佩防担心傅索安在外面偷听察觉，便打着哈哈对丁雪猷说：“听说丁局长卧室里的一套西洋家具实在不错，兄弟特来求观一眼，想给即将新婚的犬子也依照购上一套。”

　　丁雪猷听了一愣，寻思你这家伙生了一对女儿，哪有什么“犬子”？正纳闷间，见叶佩防朝自己不住地眨眼睛，这才恍然：他有事要拉我到卧室去谈。丁雪猷知道叶佩防是衔命调查“GV计划”一事，自是不会开玩笑，便点头道：“好啊，去看看也好啊！只是你大概得去夏威夷才买得到。”

　　两人说说笑笑步出书房，往卧室方向走去。叶佩防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这番心思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傅索安并不认识叶佩防，也不知这个西装革履的老头子是什么角色。她送上茶水后，走出书房院子里晾衣服，忽然见盯叶两人往卧室那里去了，心里不禁一动：这是什么意思？看这老头和丁雪猷刚见面时的样子，并不是什么深交故友，以丁雪猷的规矩，哪有随随便便往卧室领的道理？莫非其中有诈？傅索安想着，寻思此事不得不要注意，做间谍的，凡事都须防范在先！于是，她马上快步走回自己的卧室，拿出笔型窃听耳机，按下按钮启动，藏在丁雪猷卧室里的“Kg”针状窃听器，把“圆珠笔”（耳机、录音机）的一端贴近耳朵，里面传出叶佩肪和丁雪猷的对话声音：“……丁局长，情况就是这样的。”

　　“唉！她是这种角色，真使我始料不及啊！老弟，这事‘总统’知道了吗？”

　　“‘总统’大概还没知道，不过我已报‘秘书长’（指蒋经国）了，‘总统’那边肯定是瞒不过去的。”

　　“看来我这次要栽了！”

　　“丁局长，不瞒您说，兄弟我今天登门，就是来拿她的，我带来的弟兄就在小巷口等着。”

　　“没说的，人。你拿下就是！”

　　傅索安被这番话吓得魂飞魄散，暗忖此时不走，还待何时？前面小巷有人，我就从后门走。她来不及收拾什么东西，连窃听耳机也没拿，当即拔腿便走，一溜烟地奔到后院，开了后门逃之夭夭。

　　却说叶佩防和丁雪猷定下逮捕傅索安的措施后，叶佩防立刻出门去召集特工，丁雪猷则让花匠去唤傅索安，想在他的卧室里遣人。不料，花匠在公馆里转了一圈没找到傅索安。这时叶佩防领着那班人进来了，一听找不到人，不禁大惊失色，马上断定傅索安已经逃跑了。叶佩防是老特务，经历丰富，立刻定下神来，命令八名特工立即出门分头追捕。然后，他要通了台北市警察局的电话，直接和指挥中心的头头通话，自报身份和简单说明情况后，用下命令的口吻道：“立刻启动！控制机场和火车站！在淡水河上的光复桥、华江大桥、中兴大桥、忠孝大桥、台北大桥、淡水大桥、重阳桥和基隆河上的百龄桥、承德大桥、中山桥、大直桥紧急布设哨卡，检查过往行人、车辆，把逃犯围在台北市内，然后查缉！”

　　警方紧急行动，在十几分钟之内已经落实了上述措施。

　　叶佩防随即赶回“国防部情报局”，向上司报告情况后，又抽调大批特工，并调动部分军警，在台北市内紧急通缉傅索安。与此同时，电视台和电台也破例播出“悬赏通缉”，其实这时傅索安已经逃离台北市了。

　　傅索安从丁公馆逃出来后，立刻拦了一辆出租汽车，直驶台北火车站，赶在警方控制车站前的一二分钟跳上了台北开往基隆的短途火车。她只乘了两站就下了车，又坐出租汽车急驶基拢车抵基隆市区，傅索安立刻下车，换乘了一辆挂基隆牌照的出租汽车。司机问她去哪里，她不假思索道：“港口！”

　　特维尔谍报学校开设的众多间谍科目中，有一项就是“安全返回”，即在国外一旦被追捕时如何逃回本国。“安全返回”课上，教官反复强调的几个要点时，有一个就是“在走投无路时，应当往港口逃”，因为一般大城市的港口都是国际码头，停泊着许多外轮，也许其中就有苏联或者和苏联友好国家的远洋轮，那时就可以逃上外轮偷渡出境了。傅索安此时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似漏网之鱼，处境十分危急。动的就是这个脑筋。

　　当然，城市的港口都有警察或者保安人员守着，以防止偷渡。

　　这一点，教官在讲授时提及过，也教过方法：苏联的远洋轮，都由克格勃定期给一个统一的呼叫暗语，这种暗语一般三个月调换一次，而派遣特工在接受任务时则必定被要求记住这个呼叫暗语。当发生意外需要向可能停泊在某个港口的苏联远洋轮求援时，则可去附近的民用电报局拍发电报，轮船上收到暗语电报后，立刻会作出反应。傅索安抵达港口后，马上去附近一家电报局拍发了一份这样的电报，这时，她不清楚基隆港是否停泊着苏联货轮，此举纯是“病急乱投医”式的求援行为。不想巧的是这天基隆港的海面上正好停着苏联一点二万吨级“阿莫斯尔号”远洋货轮。船上电讯室收到暗语电报后，马上报告船长。

　　船长意识到自己碰上了苏联航海界圈内人士熟知却又极少遇到的情况，马上和政治委员通气，两人商量下来，决定派人上岸去接应这个求援者。但是，他们担心上台湾或者美国情报机构的当，决定求援者若无法提供证明自己真实身份的证据，就不予接应。船长把这个任务交给大副，让他带领一群船员以“玩”的名义上岸，在码头附近寻找求援者，验明身份后把求援者带上轮船。当然，由于码头上要点人数、查证件，所以这里面要耍耍花招，比如由船上派出汽艇去海面上接应。

　　大副等人很快就在港口外面一家商店门口和傅索安见面了，他们见迎上来的是一个中国姑娘，不由一愣，大副马上想起政委的嘱咐，寻思这别是美国和台湾合搞的一个圈套。这时，傅索安开口了，说的是俄语，问他们是不是苏联海员。这一开口，疑窦更重了，因为对于苏联人来说，傅索安所说的俄语听起来总不十分流畅，大副便怀疑这是台湾特工，是想混上船搞什么名堂的。他还没开口，一个船员搭腔了，说他们是苏联“阿莫斯尔号”远洋货轮的船员，还介绍了大副。傅索安马上盯住大副，但在马路边上显然不便说，见对面有家酒吧，便提议会里面坐坐。

　　一行人走进了酒吧，刚刚坐下，店堂里悬挂着的大屏幕彩色电视机上突然中断了正在播的音乐节目，播出了台北市警方发言人公布通缉“除尘珠”的讲话。傅索安胆战心惊，一面东张西望看四下是否有人注意自己，一面压低了声音对大副说：“同志，这个‘陈尘珠’就是我……”大副打断道；“你是什么人？”

　　傅索安说：“我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管理局也就是对外谍报局的军官。”

　　“可是你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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