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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知青挑起的械斗事件(1)

4 千钧一发！一场大规模的、有可能 引起民族纠纷的械斗即将发生！ 　　奇玛村所在的偏僻边境地区，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那里的村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并没有“夺权改组”的概念，以为不过是开开会，读读《毛主席语录》，喊喊“反修反帝”的口号而已。他们也看报纸，但是，那是《人民日报》、《内蒙古日报》、《黑龙江日报》之类的官办报纸，从来不刊登各地已经发生或者正在进行的武斗。所以，他们并不知道祖国的许多地方当时正在进行同胞之间的“流血的革命”。总之，“文化大革命”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怎么“触及灵魂”，并不是如一位大人物所说的是“一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奇玛村的村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关心远不及对于奇玛村和邻村鲍家庄的矛盾冲突。 　　鲍家庄，与奇玛村相距四华里，那是黑龙江省境内的一个小村庄，人口比奇玛村多百分之五十，是一个由汉、回、满三族农民组成的农业生产队。鲍家庄和奇玛村的矛盾由来已久，据说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后期。到“文化大革命”时，两个村庄已经没有哪个老人能够说清这段历史渊源了，只留下一个近乎民间故事式的传说——鲍家庄、奇玛村在明朝时是一个村子，为当地方圆百里内面积最大的一个庄园。庄主鲍太公是个知书达礼的老人，生有两个儿子，分别叫鲍文、鲍武，原指望两人一个能文，一个尚武，都争个官衔，好为鲍氏家族耀宗光祖。不料这两个儿子对练武习文都无兴趣，单单只喜经商。鲍大公看看木已成舟，也就只好罢休。鲍文、鲍武经商甚是得法，经常赚银子。至鲍太公病死时，兄弟俩已成为当地颇有名声的富翁。 　　父亲一死，鲍文、鲍武没了管束，开始胡乱交结狐朋狗友，吃喝嫖赌样样沾上。一沾上诸种恶习后，他们就懒于经商，终日寻欢作乐。后来，弟弟鲍武患了一种怪病，请了无数郎中，花了不计其数的银子，也没治好。眼见得黄泉路近时，来了一个道土，声称他能治好鲍武的病，条件是鲍武必须改邪归正，并劝说鲍文一起走上正道。鲍武从之，道士投以药石，七天后果然痊愈。鲍武从此果然改邪归正，不再吃喝嫖赌，但他却无法劝阻鲍文。鲍武一怒之下，忿然和鲍文分家，鲍氏庄遂一分为二，庄东归鲍武，庄西归鲍文。兄弟俩划地绝情，割袍断义，鲍武深恨兄长迷途拒返，遂在庄园中间砌了一道高墙，就像二战后的柏林墙一样，把庄园一划为二，严令庄民不得逾越。 　　鲍文分家后，能全权主宰财政开支，益发有恃无恐，在堕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在一次豪赌中把他的庄子输给了一个蒙古商人，目己贫病交加，客死于海拉尔。那个蒙古商人接管了赢来的庄子，取名为奇玛村，并且迁来一部分蒙古人。这样，庄东、庄西亦即鲍家庄和奇玛村的矛盾就开始形成了。 　　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奇玛村的蒙古人离开了，成了李姓汉人的天下；而鲍家庄虽然还有一半以上人口姓鲍，但却接纳了一些回民、满人，成为一个民族杂居的村落。由于历史的原因，两个村子经常发生冲突，从清朝中期开始，更是发展到械斗，每次都死伤人员。民国前期，这两个村庄曾发生过一次动用当时被认为是新式武器的三连发步枪和炸弹（即手榴弹）的大规模械斗，双方共死伤五六十人，从此结下了如海深仇。 　　解放后，奇玛村最初属于黑龙江管辖，这为人民政府解决两村纠纷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的县民政局派了副局长为首的七名干部组成一个工作组，进驻两村长达九个月之久，终于从根本上解决了两村的纠纷，结束了矛盾冲突。50年代中期，奇玛村划属内蒙古自治区管辖，两个村庄分属两省（自治区）管辖，接触减少了，也使新的矛盾减少了。但是，自6O年代初困难时期开始，奇玛村和鲍家庄为使用新修水库的蓄水，开始产生了矛盾，而且逐渐形成了冲突。 　　这个小水库，位于奇玛村和鲍家庄的地界交会处的低洼地。 　　1958年，两村为解决长期困扰生产的水利问题，经过协商，决定合修一个小水库。水库利用原先的一块天然低洼地修造，两村根据土地面积、人口数量按比例出劳动力。两年后，水库修成了，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想的目的。但是，投入使用后不久，就出现了问题：首先是在蓄水量有限，不能满足两个生产队土地的灌溉量时水如何分配。再有就是水库每年的维修养护的劳力费用如何分摊。 　　两个村庄的生产队干部曾为解决问题而多次进行过磋商，但都由于“胳膊朝里弯”而未达成共识。这样，两个村庄终干从1963年开始出现了矛盾冲突，双方部分村民多次发生集体对骂。次年开始，冲突升级，出现了个别人之间的殴斗。到了1966年、1967年，在春耕需水时节，双方参加殴斗的人数逐渐增加，但都有所克制，都没有动用任何家伙，只是徒手较量，因此未曾导致矛盾激化。 　　北国气候转暖较晚，傅索安一行到奇玛村安家落户时，那里刚刚开始春耕。奇玛村方面发现，今年他们面临着一个相当严峻的局面。原来，鲍家庄方面在去年冬天想出了一个争夺小水库之水的法子：他们利用劳力多的优势，在靠近水库鲍家庄地界的一侧，开凿了一个占地一亩、深约三米的蓄水池，用潜水泵把水库里的水抽上来，灌了满满一池。当时，他们放出的风声是说为了便于实施机械化、渠道式灌溉，所以奇玛村这边也没理由加以反对。但是，春耕开始后的情况却并非如此，鲍家庄仍是往小水库汲取灌溉用水。小水库蓄水有限，鲍家庄此举明摆着是要待双方把水库蓄水用尽后，独自使用蓄水池的水。所以，那几天奇玛村的社员对此忿忿不平，议论纷纷。 　　这当儿，傅索安几个开始参加劳动，虽然有些吃力，但由于已有思想准备并且迫于无奈，处于有进无退的境地，所以众人还是毫无怨言地支撑着。他们之间当时的关系，就像是后来去插队知青中广泛存在的集体户，傅索安则是户长。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这个大约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知青集体户的群体，尽力营造着一种和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天津母校的“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相同的氛围，每天，集体户中有“早请示、午对照、晚汇报”的仪式。晚汇报后，便是民主生活会，大家学习语录，畅谈体会，也议论生产队的人和事。由于那几天整天听到的是小水库问题，集体户议论得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大家都认为鲍家庄的做法太霸道，不讲道理。 　　另一名比傅索安晚几年叛逃出境成为克格勃特工的女知青胡国瑛在后来被克格勃派遣回国进行间谍活动失风落网后，曾在她写的交代材料里谈及傅索安本人就此事亲口对她说的话，傅索安称：“当时，我努力在思想上尽力把自己完全当成奇玛村的一员，所以，见奇玛村的社员对小水库之事如此关心，我也就特别关心。而我活跃的思维、好动的个性，自然而然会想出那个成为两村械斗事件导火线的主意来。” 　　这个被傅索安称为“导火线”的主意是这样出笼的：集体户众人谈了一会儿，觉得应当为奇玛村在这件事上出把力，便议论起办法来。有人还是学生意气十足，主张去找鲍家庄生产队长辩论。 　　也有人主张刷出大标语造造舆论，或者干脆把大字报贴到根河旗人委大门口去。另有一个主意是鼓动社员去县城或者旗城静坐请愿，总之，都是大城市造反派搞“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傅索安在这方面再一次显出她的棋高一着，她排斥了所有人的不切实际的主意，自己提出了一个很实际，又似很有道理的主意：把鲍家庄的蓄水池刨开个缺口，让里面的水流回小水库。 　　傅索安语音未落，其余五位马上异口同声赞同。傅索安随即引用了毛主席的一句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事不宜迟，我们今晚就去干这件事！” 　　金国安五个当即响应：“对！现在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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