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奇侠义平生(3)

侠义平生(3)

　　《财经日报》的成绩平平，不少股东相继退股，最终实在顶不住了，黄扬烈请求金庸入股。

　　金庸居然答应了。他没有怪黄杨烈离开《明报》，反而百般安慰，说办报就是这样的了，不办过不知个中苦乐。

　　没有多久，金庸眼看《财经日报》仍然销路不佳，怕黄扬烈累坏，便把《财经日报》买了下来，成为《明报》机构的一分子。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王世瑜，据说他是金庸最喜欢的人。

　　很多年前，王世瑜在《明报》打工，职位是信差。他办事勤快、机灵，深得金庸欢心，便升为校对，后又升为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做到《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一时无二。

　　但由于王世瑜与查夫人在编辑风格上产生矛盾，因而离开《明报》，进入《新报》，并创立《新夜报》。

　　王世瑜在《新夜报》上不停地制造新闻，欲贬低金庸。当时有人劝金庸告他，金庸却没有那样做，只是笑笑说：“小孩子嘛，总是这样的。”不放在心上。

　　王世瑜后来自办《今夜报》，赚了钱，便把报社卖掉，全家移民加拿大。

　　金庸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主持《明报晚报》，并任《财经日报》社长。

　　金庸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宽容，一向是金庸笔下人物最大的特点之一。金庸认为，这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因素，也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精神和处世原则。

　　在一般人心目中，金庸是一个威严而神秘的人。

　　他中等个子，国字脸，不苟言笑，初认识的会以为他不太好接近。

　　据说，他的管理手段虚虚实实，莫测高深。

　　他在社长办公室办公，很少在编辑部走动和与职员交谈，日间也不常回报社。敢于与查良镛面谈的高级职员不多，大家都觉得他深不可测。

　　然而，金庸的属下，曾长期在《明报》服务的王世瑜说他“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过他辞退一名员工，或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内的同事对他均很尊敬。”

　　在报馆中，所有人都不称金庸为“查社长”，而称为查先生，连他自己打电话回报馆，也自称查先生。查先生不发脾气，但是他国字面型，在认真工作时，有不怒而威的效果。报馆同事，自然个个对他尊敬。这种尊敬，不仅是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对金庸这位有高超见识，有那么好的作品问世的文化人的尊敬。

　　金庸不擅辞令，讲话很慢，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有时，别人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大概因为口才不太好，他喜欢以笔代口。他对于下属有什么指示或意见，经常用“写条子”的方式。以笔来管理一切，以笔来交际，这倒颇具有作家的风范。

　　有一次，倪匡、亦舒兄妹向金庸“抗议”，要求增加稿费。金庸总是左推右挡，以太极卸劲招术化去倪氏兄妹刚猛凌厉的攻势。

　　倪匡在一次宴会上，借着酒劲，大声疾呼，要求加稿费。他说：“查良镛，你赚了这么多钱，应该加稿费了吧！”

　　金庸笑笑说：“好好，我加！”总算摆平了倪匡。

　　后来，真的加了稿费，是5％。倪匡大为不满，打电话去骂，金庸讲不过他，于是便说：“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了，给你写信。”

　　一听写信，倪匡几乎昏了过去，大叹：“我命休矣！”

　　金庸的口才敌不过倪匡，但讲到写信评理，倪匡绝不是对手。倪匡怕写信，他是一字千金，认为写信白写没钱收，只有傻瓜才做。

　　但金庸就是有点傻气，独独喜欢写信。倪匡说：“我从来不曾见过一个人像查良镛那么喜欢写信的。”

　　过了两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开看，附列十几条条文，不是申诉报馆开销大，就是经济不景，唯有节约，最后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费，势必引起连锁反应。意即若你加，人家也要加，这笔开销不轻。直把倪匡看得心酸难熬，最后惟有弃械投降，不提加稿费了。

　　这只是作家沈西城笔下的趣事一桩。千万不要以为金庸是个吝啬的人。其实，金庸并不吝啬，他只是保持了文化人的习性，深谙节省之道，绝不富而后骄，乱花钱。他是应用则用，对朋友，倒是相当慷慨。这一点，倪匡的体会亦应当最深。

　　倪匡有什么困难，金庸都会帮忙。有时倪匡等钱用，金庸便会预支版税。倪匡支版税，并不是小数目，通常都过十万，金庸从来没有皱过眉头，顶多以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呀！”

　　在倪匡的笔下，金庸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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