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189)

一八九

　　有一次，宋子良、子安兄弟同时到了重庆，蒋介石想邀请朱家姐妹兄弟一起到南岸的黄山举行一次家宴。宋美龄先和二姐通电话：“这是我们姐妹自家聚会，没有其他人……”，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下说：“不来啦，这两天我身体不适意……”美龄马上说：“我派医生来看看……”宋庆龄说：“不用了，我正在吃药，好些了”。因为是蒋介石倡议的家宴，宋庆龄干脆回绝。宋庆龄对蒋介石向来就没有什么好感，二个人的政治立场鲜明对抗，加上宋庆龄早在宋美龄还未嫁蒋介石之前，就强烈反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一方面宋庆龄对蒋介石过去的婚姻记录不满，另一方面，对蒋介石的一些政治主张和作法不以为然。宋庆龄连宋美龄请她去参加单纯的家宴，都不理睬，也在情理之中了。

　　在宋庆龄去世前3个月，廖承志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从您的亲戚和妹妹那里得到的消息知道，您妹妹是想着您，并想找机会看您。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信中还说，宋美龄得知里根的信使到中国后，“她表露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义更多些。”“更有趣的是，大卫·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我们。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我想大卫是为您而这样做的。”“大卫·金”就是宋蔼龄的长子孔令侃，孔令侃的英文名字叫DAVID。

　　如果给廖承志有关宋美龄台北地址和电话的人，确是孔令侃的话，这就证明宋庆龄未去世之前，姐妹二人至少有过鱼雁往来，或者直接电话联系。按照宋美龄昔日的习惯，只要重大事情，外面的通常是交由孔令侃去办，但光凭孔令侃一个人主观判断。恐怕还不能决断，自然要经过宋美龄的授意。这说明在宋庆龄的晚年确实双方已经开始取得一定程度的联系。

　　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也开始想与自己的亲属联系。1979年，她给理查德·杨的信中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

　　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指孔令侃），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最近听上海的一个老朋友谈起，子安的妻子婷婷（指朝其瑛）嫁给了一个埃及人！

　　大约六七年前，我的亲爱的小弟弟在香港突然去世之后，她就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念书了。他们有两个儿子，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因为子安是战时在美国结婚的。后来我又听说我的第二个弟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己的积蓄已经花先了，现在靠亲属赡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懋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

　　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

　　不久，宋庆龄就同宋子安的遗孀联系上了，在一封信中写道：“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

　　其后，在给理查德·杨的另一封信中，宋庆龄询问宋子安的两个儿子做什么工作，并关心张乐怡，“听说劳拉（张乐怡）得了帕金森氏症，这种病很难治，”……在宋庆龄的心中，亲人们从未淡忘。

　　据中国福利会前秘书长邹韬奋夫人沈粹缜回忆：

　　宋庆龄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她很思念美龄。她告诉我，如果美龄来了，觉得住在她家里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钓鱼台去。她把许多细节都想到了。现在她已经故去了，但我还是要把这话传给宋美龄：她姐思念她，甚至于想到她可以在哪儿住。我愿意亲自到

　　台湾去传这个口信。

　　宋庆龄生前留下遗言，要求身后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埋在她父母墓的左边。1981年6月4日，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骨灰，由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护送，上午由专机从北京移送上海安葬。当日上午宋庆龄的安葬典礼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隆重举行。宋庆龄父母之墓位于宋氏墓地中央，立于1932年8月的墓碑上刻着宋庆龄父母以及她姊妹兄弟的名字。遵照宋庆龄的遗言，她的墓穴安置在她父母的东侧。

　　二、白发人送黑发人

　　中国人总结人生有三大不幸，其中有一大不幸，即老年丧子。宋美龄晚年接连丧子、丧孙，白发人送黑发人，其悲惨情景可想而知了。

　　1．大厦将倾

　　从大陆时期到台湾时期，蒋经国的职务随着蒋介石的交棒而不断升迁，他是台湾近40年来实际的权力支配者。随着蒋介石的辞世，他由幕后走到台前，这个凡事必要躬亲的强人，最后也躲不过缠绵于病榻的命运。

　　自1978年后，蒋经国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明显退化的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糖尿病让他的体力大量虚耗。大概早在60年代，蒋经国就发现自己有糖尿病这种疾病，主要是遗传自他的生母毛氏夫人。

　　蒋介石卧病后期，蒋经国照例每天到士林宫邸探望父亲的病情。他到士林官邸时，总是由士林官邸的护士小姐，先为他在耳垂上抽血检验血糖含量，再为他按血中的血糖比例施打胰岛素。那时，谁也不会想到蒋经国会有一天走在宋美龄的前面。

　　为了控制蒋经国的血糖，“荣民总医院”特别派了两位医生，24小时轮值，随时为蒋经国检查血糖，只要发现他的血糖含量超过正常值，就立刻给他打胰岛素。

　　80年代中期，蒋经国的糖尿病有严重恶化的倾向，主要原因仍是他不知节制饮食，完全无视医生开出来的饮食禁忌，无所顾忌地吃各种他喜爱的点心、餐饮。好几次，他因自己吃的点心是用代糖制作的无法入口，便要侍卫们拿冰淇淋给他吃，医生明知吃冰淇淋一定会提高他的血糖指数，因为经常被蒋经国骂，都不敢阻拦。蒋经国有一句给医生的名言是：“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

　　血糖的骤然上升，让蒋经国的眼睛发生了病变。最严重的一次，他的左眼水晶体突然因为旁边的新生血管大量破裂，流出的血使之不能发挥透视光线的功能，左眼的视力也因此而完全丧失。后来，医生为了控制眼睛内部不再发炎，只得给他吃最有效的类固醇，尽管消炎的功能发挥了，可是他的内脏却因为大量服用类固醇，健康状况开始极度恶化。

　　晚期蒋经国的双脚有麻痹的现象，他不愿意老是坐轮椅，这有损他的形象。西医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蒋经国听人介绍，说台北市南昌街有一位中医师很有权威，立即将他请到“总统府”，大夫开了不少中药，可并没有起色。

　　后来，又有人献策，说吃鹿筋可治脚病，于是，人们又忙着给他找鹿筋，吃了若干日子，还是没有效果，鹿筋治疗又告失败。

　　由于经常服用类固醇，蒋经国食道过敏，甚而导致全身过敏症状。

　　奇怪的是，蒋经国每次食道发生过敏病症，几乎都在礼拜三。礼拜三为国民党中常会开会日期。蒋经国对中常会非常介意，认为出席中常会就意味着他仍掌握权力。所以，每次会前，他都作充分准备，把它当做一件重要的工作看待。

　　由于太慎重，导致身体反应也相当强烈。每逢礼拜三，他的食道敏感的老毛病，一定会准时发作，这个毛病发作的时候，蒋经国一面流鼻涕眼泪，一面恶心呕吐，只有用类固醇药丸来缓和肠胃的极度不适。有一段时间，蒋经国几次连续好几次没法出席主持中常委会议，再不去的话，恐怕外界出现动荡的局面，于是只好硬撑，坐轮椅到中央党部开会，可是，会议进行中他就体力不支，中途退出。为此，曾有一次，在中央党部工作的人员问蒋经国的侍卫：“你看主席怎么回事！头歪倒一边，眼眼都闭起来了，他到底有没有听开会的发言？”

　　尽管如此，蒋经国还要忍痛出席中常会，否则，一旦大权旁落，比死更可怕。

　　1987年8、9月间，医官程寿山为蒋经国量血压，量完后吓了一跳，蒋经国的血压居然只有正常人指数的一半，他立刻向蒋介石医疗小组的召集人报告，然后连忙把蒋经国送往“荣总”急救。

　　蒋经国进入“荣总”五号“总统”病房，医生作了初步检查，立刻为他作紧急输血处理，输了500CC，才将病情稳住。

　　这次蒋经国人院被检查出大部分内脏功能都已明显衰退，有的已出现严重坏死的倾向，这对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意味着离死期不远了。这事除了蒋孝勇及医生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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