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180)

一八〇

　　四、蒋经国接班

　　蒋介石死后，其子蒋经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主席。过渡性“总统”严家淦任满后，力言不连任。国民党推举蒋经国为“总统”候选人，顺利接班。

　　1．“严蒋体制”告终

　　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当上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当他抓到党权之后，眼睛又瞄上了“总统”宝座。其实，蒋经国身为国民党中央主席兼任“行政院长”，党政大权归于一身，“总统”严家洼不过是虚位以待，下面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一天，“行政院长”蒋经国有一件事要找严家淦商量，于是先由“行政院”秘书打电话给“总统府”秘书：“蒋院长有事想到总统府看望总统，请你向总统请示一下，过半个小时总统有没有时间接见蒋院长”。严家淦的秘书说：“我马上请示总统，立即给你回话”。过不久，严的秘书打电话到“行政院”，“总统说他有事要出去”。“行政院”的秘书听到这话先是一愣，接着听下去就不同了，“总统说他出去后顺道到行政院看望蒋院长，时间最多也是半小时，请转告蒋院长”。

　　罗浩对此评论说：

　　在严家淦担任总统的3年中，除了扮演宪法上的国家元首角色外，对于重大决策决定，莫不与蒋经国先生密切协商，共谋解决之道，使政治体系的运作，并不因权位的名实不符而生龃龉之感，这也是严家淦政治艺术高明之处。

　　江南则认为：

　　严家淦，过渡人物，他当总统没有人意外……反正，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伦不类，既是总统制，也是责任内阁制，好像扑克牌上的老K那样上下一体，经国做行政院长，自然是内阁制，总统是苏州的红漆马桶。等经国扶正，内阁无权，恢复总统制。

　　还有人说：

　　“凡事都得听蒋经国的。”“严家淦只是供小蒋走向老蒋的一座私家桥梁。”

　　的确，严家淦登上“总统”宝座后，没有人歌功颂德，他在蒋介石生前是默默无闻的“副总统”，蒋介石死后又成了默默的“总统”。他颇有自知之明，小心谨慎，决不敢越雷池半步，本分地充当好“过渡总统”的角色。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名在严家淦，权在蒋经国，这种“严蒋体制”使无为和有为得到了绝妙的结合。因此，当一届六次“国民大会”来临之际，严家淦非常知趣地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家淦盱衡革命情势，深感愈接近最后成功，困难愈多，冲击念大，非有坚忍。弘毅与睿智之革命领导，实不足以克服重重险阻，达成反共复国之艰巨任务。本党主席及行政院长蒋经国同志追随总裁力行总理遗教达40年，志节坚贞，勋绩卓昭者；尤以出任本党主席及行政院长以来，主持国家大计，实践本党政策，推行重大建设，顺应国际变局，操虑忠纯，群情悦服，其朴实平易，勤政亲民，更为国内外一致推崇。蒋主席经国同志乃本党提名为第六任总统选人之最适当人选。

　　严家淦的推荐书正中蒋经国下怀，但又不能不表示谦让，遂两次请党国大员们劝严继续留任，但严的回答十分简单，“当然经国同志担任了，”坚决表示放弃竞选“总统”。

　　严家淦何以态度坚决地放弃总统竞选而举荐蒋经国呢？究其原因，严的动机是：

　　（1）顺水推舟，落得做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

　　（2）感恩图报，即报蒋介石对他的知遇之恩；

　　（3）知难而退，免得承担以后的政治风险；

　　（4）荐贤自代，为“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利益着想。说到底是为了国民党的利益。

　　严家淦的自动让位与举荐，使蒋经国处于十分微妙的地位。1978年1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同意严家淦建议，决议向十一届二中全会提案，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同日，国民党中央评委会主席团集会通过决议，建议即将召开的二中全会，请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1978年2月14日，国民党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台北阳明山开幕，会议由蒋经国主持，主要讨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问题。出席会议人员以起立方式通过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全会结束时，蒋经国发表讲话称：

　　“经国承全会厚爱督责，征召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本党候选人……经国谨以临深履薄的心情，提出个人的感受和感激的至诚。

　　“经国今后责任加重，自更当殚精竭虑……为党尽忠，为国效命，为民服务，奉献一切。”

　　对于严家淦的识时务，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蒋经国也表示感激之情。他在3月17日国大代表餐会中赞扬严家淦说：

　　“严总统多年以来，辅佐蒋公，后来继任总统，主持国政，盛情隆勋。全国同胞莫不崇敬，经国个人尤其多年以来，在严总统的指导之下，受益很多，而严总统谦德冲怀，……提名经国为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执政党候选人，经国对此深深感到惶恐。”

　　“以经国个人的才德，何敢仰望严总统的盛德大业，又何以能承担如此的重大责任。”

　　既如此，蒋经国为何又接受了严的推荐呢？据蒋经国自己称：

　　余“再三考虑，以为当此国家民族多难之秋，个人决不能自外于革命的责任。同时内心也怀有一种恳切的期望，如果得到国民大会代表先生的支持和督勉，自足以共济时艰，所以经国毅然接受党的征召。”“我接受中国国民党提名竞选第六任总统，是以战斗兵的身份，接受作战命令”，“作战只有服从。”蒋经国既要当“总统”，还要唱高调，这与当年乃父在台重登大宝有何区别。

　　蒋经国在赞扬严家淦的同时，制订并通过了“卸任总统礼遇条例”。根据此规定，卸任“总统”享有7项待遇：

　　邀请参加“国家大典”；依现任“总统”月俸按月致送终身俸；供应房屋及其设备；供应交通工具；供应处理事务人员及事务费；供应保健医护；供应安全护卫。

　　如此礼遇可见蒋经国对严的厚待与感激之情。不仅如此，严卸任后，蒋对他一如既往，仍予以重任，由严主持党内若于重要会议，并就重大决策征询严的意见。1978年7月，蒋经国核定由严继续担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同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决定以严为召集人，成立由7名常委组成的“提名审核小组”，负责对参加增额“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党籍候选人审核、提名。1979年，严家途还被推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86年4月，严家淦担任国民党中常会12人小组召集人，对政治革新要务进行研议。当严家淦在家中渡过80岁生日时，蒋经国亲往住所祝贺。还在严寿辰前夕，蒋就派“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代表他致赠寿屏，寿屏上的祝词为：

　　“穆穆君子，邦家之光；智隆学富，勋盛德彰；百川来汇，五岳在望；以壁仁寿，山高水长。”

　　尽管严家淦对蒋氏父子亦有看法，但还是很有感情的，他称赞蒋介石为“一人之庆，世界赖之”，“一位世所罕见的伟人。”对蒋经国他也很尊敬，1988年1月当他获悉蒋经国突逝的消息后，相当惊愕，悲恸不已。那几天因心情沉重，十分难过，饮食也觉无味。

　　1993年12月24日晚10时，严家淦因心脏衰竭，病情转危，经急救无效而病逝于台北“荣总医院”。

　　严家淦病逝后，台湾报刊才刊出歌功颂德的文章，有舆论称其为“台湾经济起飞和政治稳定的大功臣”，可说是“最无争议的一位政治人物”。台湾《传记文学》发表的《敬悼严家淦先生》一文，对严的评价颇具代表性，抄录几段如下：

　　他（严家淦）与赏识他技擢他的蒋介石与陈诚，没有任何亲戚或同乡的关系，也没有在官邸或侍从室任过职，更不是党校、政校、干校、黄埔的“天子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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