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166)

一六六

　　胡适吓得赶紧搭话：“总统的话太重了，我当不起。我要向总统重述我在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很郑重说的那句话，我愿意用我的道义力量支持蒋先生的政府。我在十一年前说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当时我也说过，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儆寰说过。”

　　胡适，这位所谓大名鼎鼎的学术权威，直言不讳的谦谦君子，原想借重于自己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为雷震求情，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反害得自己重表忠心，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竟在蒋介石面前卑躬屈膝，实在可叹！

　　对蒋介石来说，胡适并不具有威胁性，容忍他，可利用他的“自由民主”形象以堵美国人的嘴，对政权有益无害。

　　而胡适所终生追求的自由民主达到如此程度，他对雷震有种“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愧憾，其心境是悲哀和凄凉的。对此，有人评论说：“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征，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正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踏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

　　《自由中国》创刊11年，共出260期，因雷震追求“自由中国”锒铛入狱，刊物随之停办，而“中国民主党”也胎死腹中。

　　对蒋氏父子来说，谁要对其专权说个“不”字，等待他的便是吴国桢、孙立人、雷震的下常在一片“蒋总统万岁”声中，蒋介石开始试着让儿子蒋经国“主政”。

　　三、“伟大的父亲”

　　对蒋经国来说，他的父亲就是领袖、严师和慈父，没有谁比他更“伟大”的了。确实，父亲不仅在精神上对他关怀备至，颇多传授，而且在政治对他寄予无限希望，帮他打败政敌，为他接班登基铺路开道。对于漂摇在汪洋中的这一点点江山，蒋介石当然“肥水不流外人田”，他要把这点“家业”留给儿子。

　　1．门生让太子

　　蒋经国染指国民党党、政、军以后，清除了异己，慢慢培植起了自己的力量，离最高之位还有一步之遥。因为，这时陈诚还占据着“副总统”、“副总裁”兼“行政院长”的要职。蒋经国只好暂时养精蓄锐，以待时机。

　　对蒋介石这样的独夫民贼来说，他为何能容忍陈诚如此位高权重？

　　原来，陈诚作为蒋介石的同乡，自黄埔军校创办起就追随蒋介石，既属于黄埔系，又属于江浙派，和蒋介石亲上加亲。四十多年来他出生入死，成为蒋介石最重要和最可靠的亲信。在国民党仓皇逃台之初，蒋介石从众多的助手中挑选出三位可以作为一线决策的人物。这三位就是原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东北剿共总指挥的陈诚，原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和原任台湾银行董事长、台湾省财政厅长的严家淦。在三人中，蒋介石最宠爱的是陈诚，然后是俞鸿钧，其次是严家淦。尤其是陈诚，蒋介石早已暗中把他选为自己向儿子交班的过渡人物。

　　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在蒋介石的一手操纵下，陈诚官运亨通。先任台湾省主席，1950年3月他出任“行政院长”。1954年5月20日，在“国民大会”一届二次会议上，陈诚当选为“副总统”。1957年10月，在国民党“八全会”上成为“副总裁”。1958年7月，他在担任“副总裁”、“副总统”之时又兼任“行政院长”。

　　陈诚在台湾的地位，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有成为“法统”的准接班人之势。

　　陈诚红透半边天，难道说他没有一点政治野心？难道他不窥视着蒋介石之位？

　　当然，不能说他没有这份心思，只是“有贼心无贼胆”，种种因素制约着他与蒋经国一决雌雄。首先，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军人，在权力角斗场上，他不善于玩弄“政治魔术”；其次，他对蒋介石忠心不二，很少培植私人班底充当其政治资本，他缺乏一个有力的政治性团体作支持；第三，他早已洞悉蒋介石的肺腑，摸透了蒋介石已决心把这片宝岛江山传给嫡嗣的打算。蒋介石决不会允许他人觊觎，纵有野心，也只得收敛；第四，陈诚患严重胃病，身体每况愈下，早不堪繁剧，他甘愿在与蒋经国政治角逐中，退避三舍，以保命为第一要务。因此，纵使陈诚有“政治强人”之称，但也仅此而已，永远成不了“九鼎之尊”，充其量他不过是蒋家小朝廷的一名“高级传达”。所以，陈诚对蒋经国的接班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

　　对此，蒋经国的亲信孙家麒后来在《我所认识的蒋经国》中谈到：这位先生（陈诚）真是名符其实的军人头脑，对于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经验，还太缺乏。他不晓得太子先生几年之间，在上下其手的搬运魔术下，所有的力量，都已无形中先后入了太子掌握，早非吴下阿蒙，而已后来居上。

　　而陈诚自任台湾省主席始，一直主持台湾事务，做了大量具体而有效的工作，舆论对他也赞不绝口，虽然他不敢居功自傲，不敢对蒋介石的地位发起挑战，但却严重地影响了蒋介石对儿子的权力移交。此外，陈诚的思想也有游离蒋氏父子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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